21世纪的中国，举什么旗，走什么路，是国内外舆论最关心的问题，也是我国最根本的政治问题。江泽民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指出：“在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在跨越世纪的新征途上，一定要高举邓小平理论的伟大旗帜，用邓小平理论来指导我们整个事业和各项工作。这是党从历史和现实中得出的不可动摇的结论。”①邓小平理论是中国共产党在20世纪后期取得的最大收获，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阶段，它经受住了实践的检验和国际国内政治风波的考验，显示了强大的生命力，必将成为21世纪中国的基本理论。 1 邓小平理论科学地回答了当代马克思主义面临的主要时代课题。马克思、恩格斯所处的时代，是资本主义制度在西欧、北美确立其统治地位，并把它的影响扩展到全世界的时代，无产阶级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条件还不成熟。因而马克思主义在当时所面临的历史课题，主要是教育无产阶级认清资本主义的发展趋势和自己肩负的历史使命，组织起来为维护广大劳动者利益而斗争，为夺取政权创造条件。至于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他们并没有作出具体的回答，只是指出了发展的总方向和最一般的规律。列宁和毛泽东所处的时代，是资本主义发展到高级阶段和无产阶级时代。他们正确地解决了在20世纪上半叶面临的历史课题。由于种种历史的原因，他们未能对20世纪下半叶面临的新课题作出系统的回答。二战后，我们仍处在以十月革命为开端的人类社会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时代，但过渡的进程和艰难程度比马克思曾经设想的要漫长得多、复杂得多，且和平与发展已取代战争与革命而成为时代的主题。要对这个新的时代课题作出科学的回答，首先必须摆脱几十年来在回答这个问题的过程中形成的种种僵化的错误观念的束缚，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科学地认识和总结战后半个世纪以来社会主义各国兴衰成败的经验教训。之所以说邓小平理论对这一课题作出了科学的回答，就因为它是马列主义基本原理同当代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的产物，第一次比较系统地阐释了像中国这样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一系列基本问题。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邓小平紧紧扣住“实事求是”这个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的关键点，紧密围绕当代中国“如何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时代课题，提出了一系列新思想、新见解和新观点，逐步形成了邓小平理论的科学体系。邓小平不是从马克思主义教科书的本本出发，而是从迫切需要科学地回答新的时代课题出发，冲破经验主义和教条主义的束缚，恢复我们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从而为马克思主义的当代化奠定了思想基础。邓小平不仅对我国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经验教训进行了科学总结，而且对非洲一些国家搞社会主义的尝试进行了深刻的反思，认识到建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不等于深刻认识了社会主义，也不等于社会主义的本质就能自然而然地得到体现，更不等于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就能自然而然地得到发挥，从而高屋建瓴地提出了社会主义本质论，深刻地回答了为什么要搞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对社会主义渐进发展的历史进程作了动态的描述。邓小平还在剖析世界各国发展经济的经验和各种体制利弊得失的基础上，发现束缚生产力发展、妨碍社会主义优越性发挥的最主要原因是过度集中统一的计划经济体制，由此而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为实现中国经济体制的根本性变革提供了理论依据。在社会主义的基本任务问题上，他从着眼于破坏旧制度，变为着眼于建设新制度，重在建设，以立为本；在社会主义的发展目标上，从为社会主义建立初步的物质基础，变为全面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在经济发展目标上，从注重量的增加，变为注重经济质量和经济素质的提高；在政治制度发展上，从着重肯定社会主义基本政治制度的合理性、优越性，变为着重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完善社会主义具体政治制度等等。总之，邓小平理论突破了传统观念和传统思维模式，在如何建设、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一系列基本问题上，作出了马克思主义的新结论，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 邓小平理论创造性地开辟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新思路。它集中地体现在从“左”倾到正确的转变，从以阶级斗争为纲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转变，从“固守”到改革的转变，从“均贫”到“先富——共富”的转变等诸多方面。邓小平时刻把人民的利益和疾苦放在心头，总是把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作为制定路线、方针、政策的出发点和归宿。他善于把握时代发展的脉搏和契机，极力从中国的现实和当代世界的特点出发去总结新经验，创造新方法，探索新路子。正是由于他尊重实践，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我们才在社会主义建设一系列重大问题的决策中，制定出了符合国情的路线、方针、政策，适应了当代世界发展的趋势，使我国现代化建设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因而这个理论是对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成了指引我们坚定地迈向21世纪并最终取得胜利的旗帜。江泽民指出：“在当代中国，只有把马克思主义同当代中国实践和时代特征结合起来的邓小平理论，而没有别的理论能够解决社会主义的前途和命运问题。邓小平理论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阶段。”② 2 邓小平理论不仅是20世纪中国的基本理论，也必然是指导21世纪中国发展的基本理论。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不发达国家，在邓小平理论的指引下，走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不仅解决了12亿人的温饱问题，而且正在向小康迈进。邓小平理论作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体系，其伟大的指导作用和生命活力不仅对现在而且对未来，都会产生巨大的历史影响。伟大的实践需要伟大的理论，伟大的理论指导伟大的实践。邓小平理论产生于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的需要，必然要对未来的实践产生重大的指导作用。如果说19世纪是中华民族衰落的世纪，20世纪是中华民族奋斗的世纪，那末，21世纪就是中华民族实现伟大振兴的世纪。到21世纪中叶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00周年的时候， 中国将达到第三步战略目标，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并向更高的目标迈进。要实现这个宏伟目标，就更需要以邓小平理论为指导。党的十五大顺应这一历史潮流，把邓小平理论作为党的指导思想写入了党章，九届人大二次会议通过的宪法修正案又进一步把邓小平理论确定为我们国家的指导思想，使邓小平理论作为跨世纪中国的基本理论从党的意志上升为国家意志，实现了党的意志、人民的意志与国家意志的统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