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教授周其仁，前不久在成都召开的一次国际研讨会上，披露了外界尚不清楚的我国就业方面的情况，现将其讲话录音整理如下，供读者参考： 就业问题现在成了国家经济生活中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1997年立题的时候，还没有估计到情况会变得那么严重。当时一个非常直接的想法是，当时农村劳动力还在往城里走，这是解决中国庞大的农村剩余劳动力的一个主要的出路。这也是我们1994年到1996年期间与劳动部合作的一个课题得出的结论。乡镇企业能够带来的就业相当有限，下一步就是国民经济结构、城乡结构有一个较大的变化，才能吸纳中国庞大的农村剩余劳动力。但是，这个势头刚刚一起来就碰到城市国营企业的改革，城市大规模工人的下岗。这两个问题交织在一起，农民要进城，城里国营企业工人要下岗。到底会发生什么？这是1997年夏天我非常感兴趣的一个问题。当时我们试图解决的一个问题，或者试图去验证的一个东西，就是希望农村劳动力更加市场化，它没有那么多的福利，希望把这个力量引到我们国家的整个工业系统、城市系统来，以至我们国家的整个工业产品、商业服务和其它领域的产品和服务更加具有竞争力。当时以为农村劳动力进城，城市工人下岗，城市工人原来是不能动，现在是可以动，希望这里头有一个市场化的过程，把原来在身份上分开的两个劳动力市场变成一个统一的劳动力市场。我们是根据这么一个主要的线索去作工作的。调查下来的情况呢，跟原来想像的有很大的不同。因为各地的地方政府，在遇到下岗压力的时候，基本上的趋势是把原来已经开放的城门再统统关闭起来。不是说让农村工人跟城里工人很好地竞争，而是首先把农村工人从城里驱逐出去。我们已经收集到几十个城市的法规或者临时立法，就是明确的（有些是带有数量指标的）把农民工这个岗位空出来让给下岗工人。 我今天讲中国的失业问题、就业问题是一个非常地方化的问题。我的看法是恐怕不能单靠什么中央的宏观政策就可以解决。它必须靠地方政府根据各地的情况去有针对性的解决。首先，地区之间就业压力的差别非常大，我们观察到对付就业压力的方式，各地的差别也非常大，这一点我觉得值得引起下一步作政策讨论时的注意。这样的信息，完全集中到北京让中央政府来处理，基本上是不可能的。我先讲讲我们调查过的几个城市的一些有趣的现象。 首先，我们在广东选了中山市，因为这代表广东发展模式，特别珠江三角洲发展模式。它的模式是本地劳动力很少，大量的引进外资，然后大量的雇佣外地民工。民工的流动性非常高。流动性非常高，它老是保持了新的劳动力进来，然后成本就非常低。现在你到中山去，每月到当地工作的工人的工资，可能还有500块钱一个月，在深圳还有600元钱一个月，除此之外就没有其它福利。那么，像这样的工资价格，你要拿全国国有工业的工资成本来比，它有极大的竞争力。所以它一方面就吸引港台的资本进来，另一方面就把全国各地主要是湖北、四川、安徽、江西、湖南农村劳动力往这里吸引，它形成这样一个发展模式。我看广东过去多少年的竞争跟这件事有很大的关系。但在1997年我们调查的时候发现，就是这样的地区也遇到问题。遇到什么问题呢？这当然是在香港、亚洲金融危机刚刚爆发时作的调查，当地出现劳动力短缺，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找不到工人，很多投资进来，大的鞋厂一下子要招两万工人（我们在中山市已经看到过所谓劳动力密集型的工厂，一个工厂有几万工人，象一支军队一样，几个月以前还全都是农民，经过短期训练后就变成产业工人了，做鞋呀，出口……），结果就找不到工人，找不到工人的原因，就是因为发达地区劳动力市场一起来以后，导致了发达地区劳动部门收入的提高，因为它有管理费，我们调查一个镇劳动管理部门一年的收入，大概是在四百几十万人民币，有很多地方，内地一个县剩余的财力都没有这么多。这样就刺激了内地劳动部门的压力，因为都是劳动部门嘛，所以它就开始管理劳动力市场，对流出的劳动人口征收费用，征收中间费用，并且派人跟着到广东来收费。这个结果呢，导致劳动力在移动中的成本急剧上升，上升到他们来不划算。这是我们在广东看到的一个非常吃惊的事情。整个中山市，当时是说缺五万工人，你马上来五万工人，都可以解决。过去是内地劳动力到广东来求职，1997年的时候已经是广东劳动部门去招，招不来人。非常显著的问题就是所谓的“有序工程”，就是劳动部推出的劳动力流动有序工程，有双证，双卡，然后每月交费、每年交费，各种各样的中间费用上升很快。这个事情后来我们把它一般化了看，这是目前造成中国就业问题的一个非常重要根源。政府在市场里面抽取了过多的税和费。抽取过多了，导致了本来还有利可图的生意告吹，市场萎缩，这样导致了两头都不好。广东就开始资本密集，用机器替代工人，内地还是很多工人找不到工作。那么，梗阻就梗阻在非常具体的体制因素上，这是我们在广东看到的故事。在当地，中山市整个劳动力大概45%是外来人口，这个供给量它是靠源源不断的增加新流量。广东的技术含量并不高，附加价值也不高，它就是靠流动的农村人口压低工资价格，维持竞争力。这个模式为什么在1996年、1997年就受到梗阻，就是我们这个政府部门。如果市场经济过程中对政府部门的行为没有有效的扼制机制，什么市场最后都会变成乱的，最后这个市场就会垮下去。这是我们在广东看到的事情，这个问题可能跟其它地方就不同。 第二个我们研究了上海，上海的情况也非常独特。一方面有大约三百万人口在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就流入了上海，三百万农村剩余劳动力在上海就业。另一方面，上海工业的竞争能力在全国市场上急速下降，庞大的工业产品都开始卖不出去。所以我们1997年、1998年在这里调查，它累积的国营系统下岗工人我们当时报告的人数是一百一十万人，这件事情也积累了重要的经验。因为原来中国的国营工人是不能动的，那么在市场竞争的形势面前，它开始大量的下岗。上海是怎么解决这个问题的呢？上海解决这个问题，我们看有正面的东西，也有负面的东西。正面的东西，就是它开始引导一个所谓的再就业机制，就是把下岗工人全部拖出来离开公司，由这个行业成立再就业中心来托管。这个托管，它设定了一个时间，不是无限地管下去。这个政策后来基本上就变成了国务院的政策。就给设定两年，这两年由上海市政府拿出三分之一的钱，由所在的行业贫富调济，还有赢利的公司补贴亏损的公司，整个行业拿三分之一的钱，还有三分之一的钱，就是我讲的负面因素，向整个进城的农民工去提取，每个农民工提取一笔钱拿来补贴城市下岗工人。他用这三笔钱建立那个叫再就业的基金，扶持下岗工人，给他两年的时间，让他找到新的机会，培训时期，大概第一年每个月发236元， 第二年递减，发219元，第三年不管了。那么，上海就创造了这么个经验。 另外我们在上海的调查中看到，它对工人采取分流的政策，其中非常重要的分流就是对1984年以后的新的合同工，完全就是走市场化的路线，你如果累积工龄12个月，那么你如果离开工作岗位，给你补贴一个月的工资，相应的就是失业保险，就是走正规的失业保险这条路线，就不再是传统的国营工人了，国家、工人、工厂之间那种说不清楚道不完的一辈子的关系，就变成一个contract，就变成一个合同的关系。但是老的工人不行，因为老的工人在年轻的时候国家只付给他们非常低的工资，国家等于对他们负有债务。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他们就用了三家出钱来抬一个再就业中心。这是我们在上海看到的。上海看到负面的东西就是市政府列出了文件，确定了哪些行业不准招农民工，哪些行业把农民工驱逐出去。资金呢，全市要按年度减，累计每年减15%的外来就业给城市的下岗工人腾职位，那么这个政策实际上执行当中遇到了市场很大的抵抗，因为企业要挣利润，它就要请相对来说最合算的工人。那这就形成了有一点像美国的打黑工的制度。名义上不合法，但是很多雇的都是农民工。这是我们在上海看到的情况，上海这么大的工业城市，特别是国营企业的规模比较大，那么它解决它的失业和农民再就业之间就找了这么一种组合的模式。当然，上海的这个经验很特别，因为上海还是有很多外资流入，有第三产业的发展，有很多新的机会。另外，上海的服务业原来很落后，所以这样就吸纳了很多下岗的产业工人，所以上海总的来说是平稳的，一百多万产业工人离开了原来的公司没有遇到很大的社会震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