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往今来，任何政府的有效统治都离不开合法性的支持。所谓政府的合法性，就是指政府凭借非暴力手段使被统治者自觉或自愿接受政府统治的能力。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府的合法性基础发生了重大转变，目前又进入了新一轮合法性基础重建时期。 改革之前政府的合法性基础。改革以前，中国政府的合法性建立在来自西方的历史唯物主义和来自中国的政治文化传统的基础之上。 历史唯物主义提出了一种关于人类历史发展的技术决定论。这一理论认为，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决定上层建筑。生产力的发展导致生产关系的变革，并最终导致上层建筑的变革。这一切是通过阶级斗争实现的。代表先进生产力的阶级与代表没落生产力的阶级进行争夺政治权力的斗争，先进阶级的胜利导致与先进生产力相适应的新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建立，而新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建立将推动生产力进一步发展。“人类社会的历史就是阶级斗争的历史”，这是每一个中国人都能脱口而出的历史唯物主义命题。 历史唯物主义宣称，无产阶级代表了最先进的生产力，因而是最先进的阶级，具有领导其他阶级走向美好未来的由不可抗拒的历史规律赋予的合法性。但是要想取得阶级斗争的胜利，无产阶级必须在它的先锋队——共产党——的领导下才有可能。无产阶级革命胜利之后建立的国家也就自然应该由共产党领导。共产党的天然领导地位不仅仅是因为它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还因为共产党员并不是一般的“凡人”，而是人类最优秀的分子，是“大公无私”、“毫不利己，专门利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人。用斯大林的话来说，“共产党员是用特殊材料制成的”。同时，历史唯物主义还承诺，由计划经济体制和无产阶级专政支撑的社会主义制度，不但能够极大地解放生产力，还能创造前所未有的高度民主。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经济发展一日千里，人民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极大丰富，而且人民可以享受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最广泛、最深刻的政治民主。既然如此，除了白痴和丧心病狂地敌视人民的人之外，还有什么人会拒绝接受共产党的领导呢？历史唯物主义就是这样为共产党政府建立了合法性。 不容忽视的一个事实是，改革之前，中国政府的合法性的另一个来源是中国传统的政治文化，即大众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文化大革命”的造神运动把毛泽东推到了至高无上的位置。个人崇拜在确定了毛泽东个人作为领袖的合法性的同时，也就确立了他所领导的共产党和政府的合法性。 二十年改革：重建政府的合法性基础。改革开放以前三十年，中国人民不但没有得到极大丰富的物质生活，相反却陷入了普遍贫困的境地，每天要和种类繁多的票证打交道，要没完没了地排队。中国的经济发展水平不但没有能够“超英赶美”，反而与英美的差距越拉越大，甚至连中国人一向看不起的东南亚小国都超过了中国。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上台执政的新政府在致力于巩固历史唯物主义赋予的合法性基础的同时，也着手建立新的合法性基础。一是选择了“政绩合法性”，二是加强民主法治建设，建立自己的人民主权合法性基础。但是，在整个80年代，新政府更加注重于“政绩合法性基础”的建设，它把自己的合法性建立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之上，通过改善人民的生活水平，换取人民对自己的支持。它坚定地抛弃了“以阶级斗争为纲”并转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发誓要“一心一意搞建设”。持续10年的高速经济增长，奠定和巩固了新政府的合法性，这种合法性成功地经受住了“八九风波”的严峻考验。 进入90年代以后，前苏联“激进式改革”所导致的经济大幅度滑坡，又为中国政府提供了另一种新的合法性基础，即所谓的“受益于民主政权失败的‘负面合法性’”。它一方面从反面证明了中国的“渐进式改革”策略是正确的，另一方面从反面证明了政治民主化改革并不能解决一切问题。尽管中国人渴望更加广泛地参与影响自己生活的公共决策，需要更广泛的政治自由和政治权利，但同时他们也需要稳定，需要保住“此时此刻”已经过上的好日子。他们担心前苏联式的激进政治改革会导致社会混乱和经济崩溃，担心会因此失去过去20年中所得到的一切。尽管人们对官员的腐败和任人唯亲、对官商勾结和钱权交易、对不法奸商的不义之财都深恶痛绝，但是他们更怕失去那些已经握在自己手中的东西。 世纪之交：寻求新的合法性基础。当政府把自己的合法性基础建立在“政绩”之上时，往往会遇到“政绩困局”的问题。目前这个问题已在中国显现。随着全球化的进一步发展，随着对外开放的扩大，世界经济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将越来越深刻，越来越广泛。与此同时，国内市场化改革的继续发展，将进一步强化市场经济的自主权力。这两种不可逆转的历史趋势将逐渐削弱政府干预经济发展的能力。由此可见，处于世纪之交的中国政府又一次面临着寻找新的合法性基础的选择。这个选择就是：一方面通过改进选举、扩大沟通、推行依法治国、加快政府行政体制改革强化民主合法性基础，另一方面通过打击腐败、实施反贫困行动、改进社会公正状况赢得公众支持。中国的领导人和知识精英都已经清醒地认识到，中国政府最终将把自己的合法性建立在民主法治的基础之上。实际上，这种合法性基础的根本性转移早在二十年前就已经启动了。但是，从短期来看，重建合法性基础的行动是伸张社会公正。 在20年改革期间，中国的国民经济保持了高速增长，国内生产总值年增长率维持在8%左右。但是，收入分配差距也在迅速扩大， 基尼系数从80年代初期的0.288扩大到90年代中期的0.388，15年之间增加了10个百分点。与此同时，中国的绝对贫困发生率也在大幅度下降，农村绝对贫困人口大约减少了2亿人。 这三种趋势的协同并进构成了“中国奇迹”的基本内涵。尽管高收入群体收益较多，但由于贫困群体也受益匪浅，因而使改革获得了广泛的社会支持。那么在今后一个时期，如何最大限度地提高“既定的政绩”对巩固合法性的贡献呢？答案是改进收入分配，即通过改进分配格局使更多的人从经济增长中获益来提高政府的合法性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