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问题 近些年，国有制企业一直处在困境之中，这已不再是偶然现象及新闻话题了。国有制企业困顿的加深表现在各个方面。这不仅表现在较低的成长速度方面，也表现在市场占有率的下降方面；不仅表现在盈利能力的降低方面，也表现在亏损面的不断扩大方面；不仅表现在规模弱小的国有制企业方面，也表现在规模巨大的国有制企业方面；不仅出现在工交企业方面，也出现在商贸甚至金融企业方面。至于全行业、全地区性的亏损，也不罕见。一种持续的、累积性的衰落，甚至使那些最乐观的研究者也不那么自信了。 二、解说 问题在于，在整个国民经济尤其是其它所有制企业全面发展的时度，为什么国有制企业竟如此颓唐？它究竟得的是什么病症？ 多年来见解纷纭。如果抛开那些表面的、具体的见解，我们仅就主流观点考察，改革以来大体有两步迭进的认识。它们是： “技术学派”的观点。这种看法主要盛行于改革初期。它认为，国有制企业在当时发展乏力，主要问题是企业“技术陈旧”、“工艺落后”、“设备老化”。由于多年来国家对企业实行“索取大于投入政策”，因此企业要发展，就必须在技术上全面更新。为此，国家在折旧政策、技术改造政策等方面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新政策的出台收到了一定的效果。但由于这种主张及相应的政策仅仅集中在改变企业的“技术层面”，总体效果及持续效果并不理想。不少企业虽然更新了装备，可是仍然了无生气。 “制度学派”的观点。80年代中期，对国有制企业的制度改革全面展开。随着改革的深入，占主导地位的观点虽然有许多变化及发展，但就其主要观点而言，则认为国有制企业的根本问题是企业内外的管理体制问题。其表现是企业外部行政干预及束缚过多；企业内部缺乏动力；经营者和所有者两权混一；企业与所有者之间缺乏硬约束机制；以及企业产权主体不明确等等。根据这种认识，改革过程中先后出台了“排除行政干预”、“放权让利”、“两权分离”、“预算约束硬化”等一系列政策。目前改革主题集中在“产权改革攻坚战”上。人们希望，一旦“产权明晰”，“产权人格化”之后，国有制企业就可以从根本上根治其“自身痼疾”。 三、质疑 我们不打算在这里就“制度学派”的观点作本领域之内的具体的讨论，虽然我们也有自己的若干看法。比如，对所谓“产权明晰”、“产权人格化”的含义，我们就觉得至少在提法上是含糊的。记得有人曾经发问：难道国有制企业产权主体是国家这点还不明晰？难道国家产权可以“人格化”为非国家的什么“人格”？或者说，当我们把国家产权“人格化”成任何团体以至个人的财产时，这种产权还能叫“国家所有制”？我们很同意这种反诘。 我们在这里发生疑问的仅是这样一个问题，即这些年来，为什么国有制企业不是越改越好，而是如人们所说“越改越糟”了呢？ 对于这个问题，也有人作过其它解说。比如有人就认为，国有制企业的衰退，主要是引进市场竞争使然。并且认为，就国有制企业本身的特点而言，是不适合进行市场竞争的。它的衰落，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 当然，不能认为这种说法毫无根据。不过，显然也不能认为这就是解释目前国有企业加速困顿的关键原因。这是因为其一，目前已陷入困境的国有制企业并非全都是竞争行业的企业；其二，即使属于竞争行业的许多国有企业，也并非全由或主要由竞争失利陷于困境，以许多企业的规模和实力而论，其它所有制同类企业本来是难以与之抗衡的；其三，至于说到国有企业不适合介入市场竞争，显然也过分绝对。国有制企业能够赢得竞争，这在国内外均不乏其例。 那么，究竟还有什么原因加速和加深了国有制企业的困境呢？ 四、广义企业文化理论 80年以来，世界上关于“企业理论”研究的最新进展，是对企业意识理论的开拓和对企业文化结构模式的综合。这种理论认为，企业是在各个国家各不相同的社会、经济、文化环境中生存和发展的。因而，企业是一个复杂的广义文化系统，它由三个层次构成。最外层是它的“壳体”或说“硬件”，由物质技术（或器物文化）构成；中间是它的凝结体或说“半软硬”部分，为制度（文化）层；内层是核心层为企业的意识（文化），是它的“软件”。这三个层次虽然相互依存，共存于一体，但其功能及发展变化的规律却各不相同。企业意识是企业这一组织体“延续”和“变异”的密码所在，是企业生存和发展的主导；企业制度是企业意识的具体化和程序化，它制约和激发企业行为；企业的技术则构成企业存在发展的物质基础，并和外界发生交流。在通常情况下，这三层结构发展变化的顺序是由外向内，逐层逆推，但就变动的频度、速度及幅度而言，它们并不一致。外层变化是连续的、快速的、大幅的，而越往里则力度越弱。这种情况，显示出企业制度及意识的相对滞后及稳定。也正是因为如此，它使得企业的原有特性得以延续（遗传）。然而，随着技术层以至制度层变化的累积，企业已有的意识框架毕竟已经陈旧。它不可能不作新的调整以适应和整合三层关系。这样，一种更新的企业意识将会出现。它将以一种较根本的新的企业观念、思维推动企业发生变革。这时也就是显示出企业“意识密码”变异的特点及作用。 这种理论无疑能使我们站在一个新的高度，用一种拓宽了的视野来看待我国国有制企业的问题。它至少在以下三个方面为我们改革国有制企业提供了警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