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99年1月～5月的国民经济运行情况看，为防止从1998年下半年开始的经济回升势头中断，有必要考虑加大扩大内需的政策力度，改善经济的景气状况。 问题是，目前已纳入决策视野的扩大内需政策还能走多远。 从货币政策看。人民币储蓄利率的确还有下降空间。考虑到物价增幅为负，即使按1999年6月10日再次下调后的名义利率计算， 我国目前的实际利率仍处于5.7%左右的较高水平。 但此前六次降息均未起到预期的政策效果，“流动性陷阱”不能不防。日本全国银行平均年贷款利率已由1990年时7.68%下降到目前的0.25%，然而储蓄余额仍居高不下；商业银行的贷款额仍继续下降，每天的超额准备金高达70亿美元。前车之辙，不能视而不见。专家们警告：连续大规模降息会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人们对前景看“淡”的预期，增加对信贷消费中利率风险的预期。此外，毕竟目前人民币存款的名义利率已经低于美元，在美元利率走高的预期普遍存在的情况下，继续降息导致汇率风险的可能性明显存在。 从财政政策看。1998年下半年开始实施的积极财政政策是有效的，粗略估计，这项政策对1998年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在1个至1.5个百分点。从国家财政信用资源的动用余地看，继续增发一定规模国债仍有可能。依靠财政投入加大基础设施投资也仍会对经济增长起到一定促进作用。但另一方面，1998年～1999年，我国财政通过支大于收安排的资金达3043亿元，已经比1998年初和“九五”计划安排的1999年赤字规模多出了2323亿元。不仅中长期财政平衡的压力已经明显增大，更令人担心的是政府财政投资未能实现对社会投资的带动作用。1998年，非国有经济单位投资增长速度与前几年平均水平相比反而降低了9.4个百分点。 日本从90年代初期开始实施以基础设施建设为主要内容的扩张性财政政策，但由于财政投入始终未能有效地带动社会投资扩大，财政对国债的依存度从1990年10.6%大幅提高到了1996年28.0 %， 一般性政府债务余额与GDP之比从1990年的65.1%提高到了1996年的88.8%和1997年的95.4 %。财政资金投入被迫从短期过程拖入到中长期过程，财政扩张陷入了连续不断的“债务扩张陷阱”。这个教训，我们也不能不高度重视。此外，专家们警告，当前要充分估计财政进一步投入对民间投资的“挤出效应”。 开拓农村市场遇到了农民收入增幅下降的阻滞。扩张消费信贷跨越不过个人信用系统不完善和社会经济预期向坏的障碍。启动住宅消费难解私人金融资产积累不足与房价过高之间的矛盾。 政策似乎已经走入了死胡同？！ 我们需要走出西方宏观调控理论的传统框架，按照中国的国情实施政策创新。 一、扩大投资需求：财政贴息启动大规模固定资产更新 首先需要明确三个基本判断。其一，我国仍处于工业化过程中，与消费需求相比，投资需求对经济的拉动作用是第一位的。就是说，扩大内需的首要任务是扩大投资需求。其二，按照规律，投资需求的真正启动依赖于固定资产大规模更新的启动。其三，当前投资需求不旺的第一位原因并非是资金短缺。 如果上述判断成立，通过财政贴息方式启动重要基础产业的大规模固定资产更新就可纳入最重要的政策选择。 用财政贴息方式鼓励固定资产更新的政策可以在财政投入与民间投资之间建立直接的连带关系，真正使财政政策起到“四两拨千斤”的作用。以年息5%的贴息率大致计算，500 亿元的财政投入可以直接启动1万亿元的投资规模。1万亿元固定资产更新规模相当于把我国1亿吨钢生产能力的钢铁工业主体设备更新两次。如果将这一政策坚持三年，可将我国的钢铁、化工、汽车、机械、纺织、军工等重要基础产业中以初级技术、已经没有国际竞争力的中间技术为基础的主体设备基本淘汰，将我国工业领域技术手段的整体水平大幅度提高到世界90年代中期以后的水平。 我国的产业固定资产是否有必要大规模更新？这可以从四个方面来看。 其一，我国短期形势趋于严峻的根本原因是深层次的矛盾累积，其中关键是结构调整。当前一些产业领域中之所以出现价格水平滑落到产业平均成本以下，其根本原因并非仅仅由于生产能力过剩，更重要的是设备工艺面临技术进步下的无形损耗威胁。以典型的彩电业为例，传统的模拟彩电技术正在为数字技术所取代，单纯视听功能面临“三网合一”功能的替代。其价格跌落在成本以下不能简单归咎于厂家之间的“恶性竞争”，其实质是企业为在固定资产技术寿命彻底完结之前尽量收回部分投资的必然选择。我国的产业普遍面临固定资产技术寿命、经济寿命先于使用寿命完结的挑战。 其二，我国的产业落后，根本地是技术手段落后。当前我国钢铁工业生产能力中的铁钢比为1.06，而日本为0.76，美国为0.52；我国连铸比仅为53.3%，而发达国家均在90%以上。由此导致，我国每吨钢比世界先进水平多耗能0.2吨～0.3吨标准煤，1亿吨钢就要多耗2000 万吨～3000万吨标准煤。加入WTO的时间表已经表明， 提高我国产业国际竞争力已经迫在眉睫。 其三，从“九五”实施以来，我国重要产业中普遍存在着“不改造是等死，改造是找死”的矛盾。实际上，这一矛盾所揭示的正是由政策来承担技术改造的资金成本的迫切性与必要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