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岸经济关系是否应加以规范以及未来发展方向应如何调整一向是产、官、学界争议所在,而这些争议则源自于双方对中国经济发展远景评估不同。本文将就中国经济发展远景进行评估。 一、中国经济发展的回顾与检讨:1978—1998 二十年来的中国正经历两个转变:从计划性经济向市场型经济的转变,从农村、农业社会向城市、工业社会的转变。这段期间,中国是世界上经济成长最快的国家。自1978年以来,每人平均所得增加了4 倍多。中国快速成长固然解决目前许多问题,便也带来新的挑战。例如:不完整、不彻底的经济改革所引起的总体经济体质的不健全;部分劳动者的就业因国营的改革而失去保障;以及越来越大的环境生态的压力;社会不公平程度的增加;加上难以消减的贫困问题。 1978年中国经济改革的原动力既非经济危机,也不是北京当局意识型态的觉悟,而是维持中国政权不坠必要的作法。在此之前的二十年中,中国经历了大跃进以及文化大革命,这些政治事件造成经济大幅度波动甚至停滞不前,中国人民的生计受到极大的影响。而务实与渐进主义亦促使北京当局不断修正其发展方向与政策目标。在改革的前几年中,经济发展的目标也许定得不高;随着改革的成功,我们发现北京当局发展的目标变得愈来愈雄心勃勃。例如,北京在1979年提出发展“以市场调节为辅的计划经济”,到1993年,这发展目标进一步提升为“建立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综合言之,过去二十年中国经济改革充分表现在以下四个面向:农业改革、乡村工业的发展、贸易自由化和国营企业改革。 1.农业改革 农业改革最重要的工作就是推动家庭承包责任制,将集体所有的土地分配到家庭这个层级,且有效期间长达15年。中央政府开始是反对这种将利润和生产决策由公社移转到家庭的作法,由于实施效果不错,北京当局到了1981年开始认同此项改革。家庭承包责任制成了中国农业改革的基础,也是整个中国经济改革成败的关键。据估计,在1978年至1984年间,单单是家庭承包责任制就让中国农业产量增加将近一半。 2.乡村工业的发展 农业改革为乡村工业的发展创造有利条件。首先,农产品价格提高以及产量增加,大幅提升农村所得,使得中国有较高的储蓄可用于乡村工业的投资,从而创造出比农业更高的投资报酬。其次,由于农村改革提高了农业生产效率,从而将以往隐藏在公社制度下的剩余劳动力释放出来,为乡村工业提供了稳定而低廉的劳动力供给。乡村所得的提高更为乡村工业创造更大的市场。即便如此,北京政府直至1984年才正式支持乡村工业的发展。 3.出口导向的策略 透过对外开放让中国有机会发挥其比较利益,利用国际市场提升其国民所得。中国经济对外开放的途径有三: ·贸易自由化:短短数年之内,有数千家公司为中国政府允许从事国际贸易,其中许多是由地方政府而非中央政府所批准。进口许可权取代国家计划,随着外汇管制的放宽,进口许可证也逐渐取消,而进口税率亦按计划逐渐降低。 ·逐步解除外汇管制:为鼓励出口,外汇管制严格的干预逐渐放宽。允许出口商保留部分外汇所得,而个人持有外汇的额度也逐渐放宽。 逐步放宽外人直接投资的限制:中国设立不少经济特区,并订定租税减免以及融资的奖励措施。到1993年,中国已设立了9000多个经济特区,经济和技术开发区、高技术开发区、沿海开放城市、出口加工区、自由贸易区、金融地区及自由港等等。 4.国营企业 自1980年起,许多国营企业开始取得愈来愈多的经营自主权,包括:企业可用于发放薪资、奖金以及投资的盈余占总盈余的比重限制逐年放宽,生产决策和工资决定的自主权也再增加,开始采用“经营管理责任制”。 二、中国未来经济发展的挑战 最近,世界银行出版的《2020年的中国》一书,评估中国是否有能力回应现有的挑战以维持快速的成长。世银报告认为:中国解决上述问题的优势在于:民间部门的高储蓄率,务实的财经改革,训练有素的劳动人口,以及不断提升的企业管理能力。这些优势固在过去二十年中促进了中国经济发展,这些优势是否将能在下世纪的前20年间发挥同样的效果,世界银行认为须视中国是否有能力回应以下四个挑战。 1.挑战之一:健全政府财政 健全的市场机能首先需要有效率的政府。唯有效率的政府才能成为市场正常运作提供必要服务。一个有效率的政府也会透过预算资源配置影响民间部门活动。而非由市场为政府服务。此时,稳健的政府财政除了可确保良好的总体经济体质,亦为市场经济而提供必要而且有助于竞争环境建立与维持的服务。 中国预算收入不足已妨碍中国政府可用于促进经济成长和提升人民生活品质的基础建设上的支出。此外,政府财政因难,以货币融通方式支应财政支出也造成物价膨胀的压力,并给金融体系带来额外的负担。若任其继续下去,薄弱的政府财政终将削弱整个经济发展的力量。 依据世银评估,目前中国财政至少有以下四个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确定预算使用优先次序以使政府资源配置更具效率。 ·改进税制,增加财政财源。 ·建立有效的财政收支划分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