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不久，张五常教授在武汉大学人文科学馆以“中国经济改革仅一步之差”为题，畅谈了他对中国经济改革的诸般看法。下面是他演讲的实录。先生、女士们： 1979年伦敦经济事务研究院邀请我写一篇500字左右的文章， 谈谈“中国可能的变化”。为此，我于当年访问了广东省。访问之后我就开始思考中国社会的经济发展问题。但是要写一篇只有500 字的文章来预测中国将来会发生什么，这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所以我对他们说不行，我不愿意给你们写这篇文章。但他们一直督促我，希望我能够给他们写一点东西。大约在1981年的四、五月间，我写完了文章的初稿，这个初稿大大超过了500字，达到约2万多字。在把这篇文章送交伦敦经济事务研究院之前，我把它寄给了我在美国的一些同事，想听听他们的意见。芝加哥大学的舒尔茨教授，一位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劝我不要发表这篇文章，因为他认为经济学理论根本没有办法来预测中国。弗里德曼教授，另一位很有名的经济学家，虽然没有说不要公开发表这篇文章，但是他认为我恐怕是世界上对中国的前途最有信心的经济学家了。还有另一位著名的教授是华盛顿大学的巴泽尔，他认为我的结论可能不对，但是他认为我的理论和逻辑非常正确，里面没有任何的错误，所以他说从学术角度来讲，应该把这篇文章公之于众。有很多人看过我的初稿。但只有一位教授同意我下的结论，这位教授就是科斯。于是大约在1982年2月我把这篇文章寄给了伦敦，他们出版了一本小小的书。 在这本书里我非常肯定地预测了中国一定会实行市场经济，并且中国会有类似于私有产权的市场经济出现。到了1983年、1984年的时候，中国出现了一些现象，显示中国确实有可能转变为市场经济。因此，1984年时我的这本小书就变得非常有名了。 预测或解释一个经济体系的演进，这比解释市场经济中的一些现象要难得多。我不能理解的是，为什么有些经济学家，如舒尔茨，坚持认为经济学理论无法解释制度的变迁问题。我的一位学生诺斯教授，也是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他就想要解释经济史中经济制度的变迁，但是我不知道在那些书里他到底想说什么。还有另外两位很有名的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一位是斯蒂格勒，另外一位是贝克尔，他们已经工作了很多年，希望能发展出一种关于制度的理论以解释经济体制的演进，但是我觉得他们并没有真正达到目的。因此，当我被要求来回答刚才那个很大的问题——中国怎样变化时，我知道我首先必须在恰当的领域寻求理论的主题，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困难的问题，我自己心里不是很有数，我一定能够回答得了这个问题。我们也知道在我们这个专业里面，也有很多人喜欢出来预测各种各样的事情，如果他们说错了，以后没有任何人会记得他们，但是如果他们说对了，他们一下子就成名了。所以我想我也可以试一试，随便瞎说，如果说对了的话一下子就可以成名了。1929年有一个人恰好正确地预测了美国的经济大萧条，他因此而一下成名，但是如果你仔细看一看他的历史，你会发现这个人在过去的十年中，每年都在谈论经济大萧条问题。由此看来，有一件事非常值得经济学家们去作，那就是你出去瞎说好了，而且要一直说下去（只要你说对了一次，你就可以成大名）。当然，我当时并不是很想要成名什么的，我只是一直在琢磨，我怎样才能发明一个理论，以试图来解释中国的未来。 在1981年夏天的某一个晚上，我正在想着这些问题。突然之间，当我把交易成本分成两个部分时，我就意识到这个理论诞生了。我当时的结论是，只要邓小平坚持把中国的大门一直敞开，那么中国就一定会走向资本主义。因为，我们所说的交易成本有两种，其中一个就是我们不知道别的制度的运作信息及所带来的成本，当打开国门之后，就可以很容易地了解到其他经济系统的运作信息，那么这方面的交易成本就可以大量地降低。我今天不想花太多时间谈那本书，只是提一下，在那本书里，有一个非常长的章节来探讨这个有关制度变迁的基础理论问题。 1983年11月，香港的中文报纸邀请我写一些中文的文章，把经济学的道理介绍给中文读者。由于我以前从来没有用中文写作过任何东西，所以当时有人笑话我，他们认为我的中文文章都是从英文翻译过来的。加之我对现代话即白话的中文不是很熟悉，所以我在我的文章里放了很多古汉语的东西，把它跟现代汉语揉和在一起。因此我逐渐形成了一个非常独特的写作风格，很多人非常喜欢这种风格。有不少学生就问我为什么会这样写，我说，那只是因为我不会现代白话文，所以我才这样写。我的中文文章不是从英文翻译过来的，是自己直接写成中文的，当然这也得益于我太太的帮助。对一个从来没写过中文文章的人来讲，每个星期写两篇，而且每篇有2500字，这可不是件很容易的工作。 我的第11篇文章是发表于1984年2月初， 那篇文章在香港和大陆引起了很大的轰动效应。当这篇文章在报纸上出现以后，当天打到我办公室的电话整天未停。那篇文章的中心是想解释为什么大陆不允许大家听邓丽君的歌。1983的中国的各个大城市都在播放她的歌，但政府是不允许播放的，因为他们认为邓丽君的歌会污染中国人的精神。按照马克思的定义，邓丽君并不是一个资本家，她是一位工人。但是她只需工作一个小时，就可以赚好几百万元钱。她也没剥削任何来听她歌的人，也没有剥削任何买她歌唱会票的人，所以那些资本家或公司管理人员都恨不得给她下跪和他们签约，所以就要问了那个剩余价值到底在哪里。当然在卡尔·马克思那时，英国著名的披头士乐队也不存在。也正是因为这么多人对邓丽君的歌有这么大的反响，我才决定用中文写写这些现象。 这之后我就开始专门写一些关于中国发展变化的文章。但是他们要记住，我是在1981年我的这个理论框架已经基本成熟之后，才开始写这些文章的。所以，1984、1985年我开始分析中国问题的时候，我其实用的是1981年就完成了的那个理论框架。 到现在为止， 我大概已经写了100来篇文章来解释和预测中国未来的走向。 因为我的推测是建立在真正的理论的基础之上，所以，我所有的预测都是准确的，从来没犯过任何一个错误。也由于我的预测太准了，结果很多人都以为中国政府在听我的。其实我并不是他们的顾问，或者其它的什么之类的，只是因为我预测得太准了，所以他们以为中国领导人在听取我的意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