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12亿人口，有9亿在农村，这是我国的基本国情。 《中共中央关于农业和农村工作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是关系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全局的重大问题。没有农村的稳定就没有全国的稳定，没有农民的小康就没有全国人民的小康，没有农业的现代化就没有整个国民经济的现代化。这是基于我国国情和改革开放20年历史经验作出的科学判断。江泽民同志又指出，实现跨世纪发展的目标，难度最大而又非完成不可的一项任务，就是保持农业和农村经济持续稳定增长。历史的经验也告诉我们，只有农业稳，经济才会稳；只有经济稳，才会有国家稳；而只有国家稳，才会有今天的改革开放顺利进行，才会有经济的发展，社会的进步。由此可见，保持农村社会稳定，是顺利推进农村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基本前提，是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所在。没有稳定，什么事也干不成。 我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如何处理好稳定与改革、发展的关系，如何处理好农业、农村、农民问题，保持稳定的政治环境和社会秩序，在当前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一、对于新时期农民、农村现实状况的基本认识 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也是一个人口大国，在12亿人口中，农村人口就占了9亿之多。 由于农民在整个社会经济发展中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同时，农民作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力量，对国家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发展与稳定起着重要的、具有决定性的作用。因此，对于农村社会不安定因素的存在，我们应引起高度重视，并加以分析研究，尽可能避免其出现或加大，及早发现，及早处理在萌芽状态。要想了解和掌握农村新矛盾的起因和动向，有必要先对新时期农民、农村有个基本了解和认识。 1.关于农民。 过去，计划经济时期，由于体制和农业结构的原因，农民以农业为主，工副业很少，因而称农业人口为农民，无可非议；现在，市场经济体制下，一切都变了，大农业可谓农、林、牧、副、渔、工全面发展，特别是工副业发展很快，比例越来越大，农民虽然仍以土地为生，但情形却和从前大不相同。大部分农民已走出土地，谋求新的职业，做工的、经商的比比皆是，如此这样再称他们为农民，是否有点不合情理、名不符实了。所以对这个过去到现在一直贯用的称谓，有个重新界定的问题，比如称农工、农商，既有别于农民，又不同于城市工人、商人，不过怎么称呼倒没多大关系，重要的是“农民”内涵发生了变化，增添了新的含义。但就目前而言，我们国家有关部门还没有给予科学界定，现在也只能以原有户籍为依据，对其变化可另做科学分析。 农民——这一庞大的群体，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和城市化进程的加快，有相当一部分农民在思想观念上、价值取向乃至谋生方式和手段上都超越了自己的前辈们，他们已不在面朝黄土背朝天地在土里“刨食”，起码已不再单纯地依附于土地为生。有的人已离土离乡到集镇、城市寻求自己新的出路，改善自己及家乡经济不发达、生活不宽裕的现状，这对城市建设和农民脱贫致富无疑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但也出现了不少新问题。主要有两个方面： <1>农民自身素质问题。 由于农民受自身文化素质、科技素质、心理素质的影响，进城后就业困难重重。大部分农民是靠体力赚钱，就业机会受到一定限制，再加上进城后，用人单位、城市人对农村来的农民有一定的偏见和歧视、冷落和欺诈，农民们在心理承受上有很大的不适应。有些人找不到适合自己的位置，已返乡务农；有些人不甘心失落，继续寻求，四处奔波，到处碰壁；当有些人看到城市里同龄人生活得那么轻松、潇洒，心理上造成极大的反差，感情上、心理上受到莫大的刺激，产生强烈的剥夺感。为了谋取私利，发泄自己的不满，采取报复这个变态心理，走上犯罪道路。他们从小偷小摸、诈骗同乡开始，到拐卖妇女儿童这种伤天害理之事都敢做；他们从受都市人冷眼欺、受同乡人坑害的受害者，变成了欺骗坑害他人的恶魔甚至变成人民的罪人。这一演变过程是痛心的，也是引人深思的。据有关资料表明，农民犯罪人员在逐年增加，危害也越来越大。以1997年为例，全国刑事案件作案成员中农民占总数的51.6%，一些地区已达到70—80%，可谓触目惊心，尤其是农民犯罪率在继续上升这一问题，应引起社会及有关部门的高度重视，并应视为社会课题进行深入研究。 <2>户籍管理失措。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户籍制度经历了先城市、后农村、最后城乡统一的逐步形成和发展的过程。户籍管理，在一个国家内部，本应是一种登记了解情况的形式，但在我国却出现了异化现象，户口成为掌握人们命运的证件，不同的户口有不同的含金量。（注：参见《户籍管理放开的“度”在哪里？》作者周光复；《注重社会公平的政策取向》作者郑梓桢。羊城晚报，1999年7月16日第18版。）不可否认， 在相当一个时期，我国的户口管理在证明公民身份，维护治安秩序服务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建设起到过重要作用。但我们也看到一个事实，就是这一时期，由于城市就业、教育医疗、住房、置产，以及粮油商品供应等一系列待遇均与户籍制度挂钩，以户籍来划分公民城乡身份。而户口原本只是一种登记了解情况的形式，但其作用却产生了质的变化：它告诉我们，户口本不再仅仅是管理意义上的“公民身份证明”，而是成为与经济地位和社会待遇相联系的“社会身份证明”。户口制度演变成限制人口自由流动，隔绝城乡金融和强化社会不公平的壁垒。（注：参见《户籍管理放开的“度”在哪里？》作者周光复；《注重社会公平的政策取向》作者郑梓桢。羊城晚报，1999年7月16日第18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