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消费的疲弱已经持续了相当长的时间，并且仍无明显的回升迹象。以至于许多经济学者提出了“消费救国”的口号。从总量上看，我国经济增长主要通过出口需求、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这三驾马车来拉动，受国际政治经济环境趋于动荡和霸权主义重新抬头的影响，我国今年的出口形势极其严峻，出口需求能够保持不萎缩已经不易；由于过去两年中投资增长力度已经较大，投资继续上行空间也很小，寄希望于外资投资需求有较大增长也是不现实的，同时投资对GDP 的拉动效应已在持续弱化中。由是观之，最可能使GDP 维持增长的拉动因素就只有消费需求了，从1985—1998年间的情况来看，消费需求每增加一个百分点能拉动GDP增长约0.6个百分点，如果目前近六万亿的居民储蓄存量和每年六七百亿的净增量能够有效地转化为消费需求，的确能够使我国经济走出紧缩而适当趋暖。这是“消费救国”出笼的基本依据。从政策取向看，各种刺激消费需求增长的举措也在不断推出，但是消费不足仅仅是问题的表象，如果我们不能及时地抓住就业和社会保障、产业结构调整和收入分配这三大政策改革，“消费救国”就仅仅是不得要领的口号，其效能也颇为有限。 失业问题是政府启动内需时无法回避的问题。在1995—1998年间，我国经济增长平稳地维持在7%—10%之间，通货膨胀则从14.8 %逐步降到负增长以下，外汇储备逐步稳定在1400亿美元左右，居民储蓄年均净增逾700亿元人民币，这组宏观指标显示我国经济状况基本良好； 但是我们还可以看到另一组极其严峻的指标，1998年城镇失业率为3.1 %，目前已经下岗和在未来几年可能下岗的职工数约为3800万，此外每年约有1400万新增劳动力急需就业岗位，广大农村还有2.5 亿以上的富余劳动力可能向城市转移。 由此来看，庞大的储蓄无法向投资转化并不在于消费环境如何改善。从深层次上说，人们的消费欲基本上被对未来的不确定性预期所抵消了。改革二十年来生产效率的提高、人口就业高峰的到来和社会保障体系的欠缺都使得整个社会就业形势极为严峻，在此时奢谈“消费救国”几乎没有意义，正确引导消费向内需转换必须正视城乡居民未来就业和生活的基本保障问题，政府只有不回避严重的失业压力，并加速整个社会保障体系的构建，才能搬除掉人们在消费之前的重重顾虑。此外，鉴于失业等问题对社会稳定的重大影响，可以说，“就业救国”才构成启动内需的基本前提，才是宏观经济得以持续稳定增长的基石。 产业结构调整是培育内需市场的基础条件。到1998年底，我国累计存货约3.4亿元，其中约有1.6亿为非意愿性存货即积压产品；企业普遍开工不足，其中仅机械加工业和家电业的设备闲置能力就占40%—50%。另外根据第三次工业普查，我国94种主要工业产品中只有19种产品的产能利用率在85%以上，而这19种产品中仅有三种为最终消费品。这组微观指标显示出我国“过剩经济”的特征相当明显。但是另一方面，全国有200万吨中小型材的生产能力闲置，而钢板、 钢带等产品则需要进口，再如纺织产品，国外是装饰用、工业用和服装用各占约1／3，而国内则70%是服装用，在纺织企业大量压锭增效减产时，装饰用和工业用纺织产品乃至服装用高级面料基本依赖进口。据统计美国零售消费品约有60万种，而我国仅向消费者提供不足20万种商品，这组矛盾的微观指标揭示出我国甚至还没有摆脱“短缺经济”的影响，更谈不上实质性的“过剩”问题。 由此来看，产业结构调整的严重滞后直接导致了疲弱的内需。整个经济只增长不发展、整个产业只膨胀不升级的情况已经极大地制约了内需市场的发展。从这个角度看提“消费救国”仍然没有切中问题的要害。“消费救国”偏离了另外两个制约内需启动的关键，一是我们应该承认这么多年来并没有探索出一条针对国有企业的普适的成功的整体性改革方案，企业以市场为导向进行生产、营销和创新的观念仍然淡薄，市场之充斥过剩产品，是由于部分亏损可能仍最终由国家来承担，以至于企业不愿退出夕阳产业。企业改制和产权改革难以深化，结果就是老面孔而没有新意的消费品供给市场难以刺激消费升温。二是我们应该承认我国第三产业的发展基本处于自发状态，缺乏起码的扶持和规划。随着经济发展劳动力逐步向第三产业乃至信息业集中是一条基本规律，第三产业就业人口占社会就业人口比重在发达国家为70%，在发展中国家为50%，而我国到1998年底仅为24.5%。这种产业结构失衡使供需市场呈现脱节现象，以商品流通领域发展的滞后来看，我国代理和物流配送等批发商业，以及连锁点、 便利店等零售商业均发育不良， 以至于有约70%以上生产企业的产品迄今还依赖于自销。只要这种梗塞继续存在，企业就无法及时了解和生产出消费者所需要的东西，消费者也进一步面临从传统产业分离出来成为失业者的威胁，“消费救国”就无从说起。如果能加速第三产业的培育，那么第三产业就业比重每提高一个百分点，就可以吸纳160万人就业，有了适销的商品和不断扩大的消费群体， 然后再提“消费救国”也不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