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从长远来看是否入关值得认真考虑的话，那么入关是否能为我们带来看得见的近期效益呢？如果两年以前提出这个问题的话，经贸界人士的答案是相当肯定的。当时，中国的出口竞争力强劲，出口额蒸蒸日上，特别是对美国的贸易顺差大幅增长，虽然这其中相当一部分是转口贸易。那时，美国甚至一再以取消最惠国待遇相威胁，要求中国减少对美国贸易顺差。如果当时入关的话，至少可以免除美国的这一威胁，使中美贸易少受些干扰。但是今天，情况就有些不同了。由于东南亚金融风暴的巨大冲击，中国的出口竞争力客观上已经有所损失。如果中国从大局出发坚持人民币不贬值，则中国对美贸易的顺差压力将会缓解，逐渐被东南亚、拉美等对美贸易顺差所代替，中美贸易磨擦将逐渐减弱。这样一来，入关对解除美国所谓最惠国待遇的威胁意义已经不大，而且随着世界各地频繁爆发金融危机，世界经济已经陷入较长期的低迷状态，中国今后越来越难以依靠出口带动经济增长，必须更多转向依靠国内需求促进经济增长。 相反，入关的弊端却会同时在几方面上升。首先是可能大大加剧国有企业的严重困难。当前国有企业的严重困难，并非是由于公有产权不明晰和机制僵化造成的，事实上，80年代国有企业的整体状况相当不错，如果考虑存在着非常不平等的税负环境，国有企业是国家财政收入的绝对支柱，而且衡量增长的基数远远高于其他类型企业，还承担着大量社会公益性义务的话，那么完全可以说，国有企业的经济效益实际上一直良好。但从1993年经济一度泡沫化以后，国有企业却陷入了越来越严重的困难之中，这究竟是什么原因呢？我们有必要对改革开放的经验教训进行反思。 80年代初，由于文革后遗症和“洋跃进”的影响，我国面临着严重的通货膨胀和社会失业压力，经济结构存在着严重的比例失调，但是，由于改革坚持了计划调节与市场调节相结合，正确处理了对外开放与保护民族工业的关系，国有企业加强技改投资和产业结构升级，轻纺、冶金、机械、建材行业均蓬勃发展，还培育出来彩电、冰箱等一大批新兴产业，大大缓解了通货膨胀压力和社会失业困难，扭转了经济结构失调和国有企业的困难，国有工业企业的亏损面，也从1981年的22%下降为1985年的9%，减亏面积达到59%。当时我国对外开放非常注意保护民族工业，一直采取了有效的关税贸易保护措施，引进外资大多采取合资、合作的形式，政府容易监督管理数量较少的合资企业，对合资企业的出口率、国产化率等都有严格的要求，因此，合资企业不仅没有对民族工业造成冲击，而且还通过示范效应传播了先进技术和管理方法，起到了适度竞争激励和沟通国际市场的作用，保证了国有企业的技改和产业投资效益良好，成功培育了大批新兴产业并吸收数千万知青就业。由此可见，我国改革开放的成功经验，恰恰在于“保护与开放”的辩证结合，同美、法、德等西方国家，以及日本、韩国、台湾的工业化进程中，长期限制外国的直接投资和进口，保护本地工业的经验也是一致的。 1993年经济过热中，片面地强调了市场和开放的作用，于是，形成了遍及全国的开发区热，所造成的损失远远超过了80年代国有企业十年亏损的许多倍，各地对外资敞开大门竞相给予优惠政策，甚至把跨国公司进入中国的数量和投资额，当成衡量改革开放的力度大小的标志。仅从1992年到1995年的短短三年中，外资工业企业所占比重猛增了五倍之多，使中国市场受到外资和进口商品的极大冲击，国有企业陷入了越来越严重的困难之中。与1989年相比较，1996年国有企业的盈利额下降了64%，亏损额却增加了9.7倍，亏损面上升了358%，亏损率（亏损额与利润额之比）上升了12.8倍。在内需不振的情况下，1998年又遭到了亚洲金融风暴的冲击，国有企业的效益进一步急剧滑坡。这种情况如果继续发展下去的话，整个国有经济和银行体系都有被拖垮的风险。八十年代国有企业在银行贷款的支持下，进行了大量长期的设备和技术改造投资，本来应该在九十年代发挥良好的效益。但是，由于各地盲目引进外资占领国内市场，当这些投资见效时却发现市场出路已被严重堵塞。从这个意义上说，九十年代各地盲目竞相引进外资获得的有限好处，恰恰是以国有企业亏损扩大和职工下岗为代价的。沉重的代价尚历历在目，倘若我们又急着入关的话，那么国有企业的境况势必雪上加霜。 国有企业是关系到整个国民经济兴衰成败的大事。如果这个问题解决不好，银行体系中的不良贷款不仅无法消化，而且还会越积越重。还有，由于国有企业仍是城镇居民的就业主渠道，如果国有企业的困难进一步加重，则不仅难以消化迅速增长的新劳动人口，还会迫使更多的国有企业职工下岗待业。这必然影响人民生活水平和购买力的提高，加深内需不足和生产过剩的局面，从而影响整个社会的长期稳定。 根据1995年全国工业普查的统计，国有工业企业单位产值创造的全部税金，超过了私营工业企业330%，超过了外商及港澳台资企业160%。如果作为财政支柱的国有企业无法摆脱困境，那么国家财政的比重甚至绝对规模，都有可能因税源减少而出现大幅度滑坡，政府、军队和科教人员将会失去工资保证，社会保障体系的资金也将成为无源之水，众多离退休干部和下岗职工也会失去生活来源，甚至重蹈俄罗斯盲目开放市场和推行私有化，最终导致全面的财政金融危机的覆辙。 更严峻的是，就在当前我国有大量的过剩设备、人力和资金的时候，我们却仍然把引进外资当作拉动经济增长的法宝，还特别以引进跨国公司为自豪，一方面在限制国有企业的重复建设，一方面却对外资企业的重复建设敞开大门，这样做的结果，势必是“洋重复”挤跨“土重复”，进一步阻塞国内资源的出路。不仅如此，外资企业所占的比重急剧攀升，还将削弱政府进行宏观调控的能力，难以矫正经济比例失调和恢复均衡发展。实际上，我国面临的问题不是资本短缺，而是有大量过剩资本缺乏投资出路。我国银行体系吸纳了大量居民储蓄，却因众多行业的效益普遍不佳找不到投资出路。当前，银行体系的数万亿资金需要可靠的投资机会，上千万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和每年至少1000万新增劳动力需要就业。倘若没有类似八十年代那样众多新兴产业的蓬勃发展，那么，这些本来可以促进经济发展的宝贵资源，包括大量的闲置资金、工厂设备和劳动力，反而会成为触发经济危机和破坏社会稳定的因素。更有甚者，如果不能将银行体系所吸纳的数万亿资金转化为投资，却将投资机会让给外国过剩资本，让外资携其强大的技术优势来占领中国市场，那么不但现有的银行呆坏账很难消化，而且大量存款也将成为拖累银行的负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