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除扩大内需的体制障碍 推动大规模人力资本投资

      要通过扩大内需来带动经济增长已成为我国决策层和经济理论界的共识。但对于应如何扩大内需，扩大内需是一项长期性政策还是针对亚洲金融危机的短期措施，以及扩大内需的重点是投资还是消费等问题，则存在不同的的看法。本文将说明：通过扩大居民消费需求带动经济增长应当是我国经济实现健康快速增长的基本方式，这是市场对资源配置发生作用的表现形式。当前大规模增加居民消费支出特别是对教育服务的消费具有极为重要的战略意义。为此必须深入高等教育体制改革和人事、信贷制度等方面的配套改革，形成有利于扩大而不是压抑居民消费的制度环境。

      扩大内需，要采取适当的财政和货币政策，但更要注意制度层面的问题。我国第三产业存在着巨大的扩展空间，但第三产业提供的服务消费不同于商品消费，服务的生产和消费需要更多的制度环境和制度保障。因此，进行体制改革和制度创新可以扩大居民的服务消费，这比单纯使用短期的财政和货币政策更重要，也更有效。本文试图以高等教育体制为例说明：全面系统的深化体制改革，特别是转变政府职能，放松政府直接管制，可以极大地扩大居民消费需求，促进我国经济实现长期快速增长。

      一、扩大内需特别是增加居民消费需求对我国经济增长具有决定意义

      我国的经济增长需要面对国内和国际两个市场，但主要应当依靠国内市场。扩大内需不是针对亚洲金融危机的短期措施，而是保证我国经济实现长期快速增长的基本战略方针。有研究认为支持90年代我国经济实现快速增长的两大因素是投资和出口（社科院经济所宏观课题组，1998）。但造成我国90年代出口高速增长最重要原因是人民币贬值，从下面的统计数据可以看出：人民币每一次贬值都导致我国出口的快速增长和进出口总额占国内生产总值比率的迅速上升。

      我国1996年进出口总额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已达36%，而1996年美国和日本的进出口总额占其国内生产总值的比率仅为18.9%和17.6%，中国经济的对外依存度已高出美国和日本近一倍左右。中国的进出口总额与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在何种水平上比较合适，是一个要深入研究的问题。但值得注意的是，在日本六七十年代实行贸易立国和外贸大发展时期，日元并没有贬值反而在逐步升值。日本的进出口总额占其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从1960年的20%上升到1979年的21.4%，二十年间上升了不到两个百分点；我国则从1988年的25.6%上升到1997年的36.7%，十年上升了十一个百分点，继续维持这种增长速度是不可能的。一个大国的经济增长要充分重视出口，但不能长期主要依靠出口带动，亚洲金融危机造成的我国出口增长速度下降已对此发出信号。我国不可能继续靠人民币不断贬值来扩大出口带动经济增长，人民币不能也不应当贬值。中国的经济增长主要应依靠扩大内需。

      

      我国在1996年实现经济“软着陆”以后，政府就开始连续调低利率启动需求，1998年又在货币政策效应不明显的情况下，采取了更为积极的财政政策，通过政府举债扩大基础设施投资来扩大内需。这些政策措施无疑是及时和必要的。但财政政策的实施是有其限度的，大量的政府直接投资会降低投资效率，过大的财政赤字会影响金融稳定。并且在政府可承受的财政赤字范围之内，也难以形成足够大的可带动经济快速增长的总需求，因此更重要的是启动居民消费需求和企业投资需求。但对于扩大内需的宏观经济政策的着力点，应放在扩大企业投资还是扩大消费上，在经济理论界则存在着不同的看法：一种观点认为应从投资和消费两个方面来扩大总需求。这无疑是正确，但没有触及深层次的问题，并可能模糊宏观政策的着力点。

      第二种观点认为，1998年我国经济增长不活跃的主要原因不是消费需求不足，而是因信用萎缩导致的社会（民间）投资需求不足，主张通过发展非国有金融机构来扩张信贷（樊纲，1999）。然而据有关部门对1998年下半年全国601种主要商品供求状况的调查，其中供大于求的商品占33.8%，比上半年增加了8个百分点，其余的为供求平衡，基本上没有供不应求的商品。在投资缺乏明确方向的情况下，恰恰是非国有企业更倾向于减少投资，这是企业的理性选择。发展非国有金融机构很难对扩大企业投资需求产生多大影响。况且，信贷委缩是由最终消费需求不足导致派生的投资需求不足造成的，而不是相反。

      第三种观点则认为，消费需求不足是导致我国国内总需求不足的主要原因。1986-1997年，我国GDP的年平均增长速度为9.8%，而同期最终消费年均增长只有8.2%。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是：按不变价计算的人均收入占人均GDP的比重由1985年的57.7%降至1997的45.5%，这必然导致国内总需求不足。当前的总需求不足是由深层次的“积累与消费”关系变化引起的，不是简单地通过扩大投资所能解决的。近年来我国的固定资产形成占GDP的比重已经达到近十几年的最高水平，不宜再单纯通过扩大固定资产投资规模来扩大内需（赵京兴，1998）。并提出了大幅度提高教、科、文、卫人员及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工资从而扩大消费需求的对策。笔者赞同这种分析但对这种政策建议不敢苟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