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政府投资的“乘数效应”减弱 去年，我国为应对国际金融动荡、国内经济走势变化和体制转换所引起的需求不足，采取了扩大内需的方针，特别是在适当的货币政策配合下，着力推出了积极的财政政策。这对去年下半年经济增长速度扭降转升和推动今年上半年继续快速稳定增长，起到了积极作用。同时应当看到，迄今扩张性的财政政策所启动的主要是政府的公共投资，一些相关的投资品产业的市场情况也有所改善，但对于非政府的社会民间投资和居民消费需求的拉动则不很明显，内需不足对经济增长的制约作用仍然存在，主要表现在商品零售价格和居民消费价格指数负增长的趋势尚未根本扭转，失业和下岗情况仍在发展。 大家知道，过去我国中央政府在经济低谷时采取财政投资启动经济是很灵光的，往往很快就把地方和部门的投资以及居民消费需求带动起来。为什么这次增加政府投资对启动社会总需求的效应不如过去那样全面而迅猛呢？ 从投资需求方面看，经过20年的体制改革，我国投资主体趋于多元化，投资行为趋于市场化，投资风险机制逐渐强化，企业、银行的财务约束逐渐硬化。所有这一切使中央政府的投资决策，不能象过去计划经济时代那样容易启动地方、部门和企业的投资行为，再加上当前供大于求、最终需求拉动不足以及物价持续走低的市场情势，影响了投资收入预期和投资者的投资意愿，导致了社会投资启动过程缓慢。 从消费需求看，经过20年的改革，我国居民从过去被动的配给对象转变为自主的消费者，居民消费行为逐渐理性化，预期因素在消费行为中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在传统的“低收入、低消费”观念仍然主导着经济决策的条件下，随着住房、医疗、教育、养老等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原有实物性、集团性、福利性的消费逐渐减少，原有体制内居民市场性支出逐渐增加，而货币性收入却没有随着经济发展相应同步提高。减收增支的预期、下岗失业的阴影、收入差距的拉大，都导致了居民可支配收入的边际消费倾向下降，边际储蓄倾向上升。由于现行积极的财政政策不触及收入分配关系的调整，消费需求也不可能对扩大内需的宏观调控作出迅速反应。 总之，由于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机制上的上述变化，政府财政公共投资的“乘数”效应有所减弱。再加上供给方面的激励机制（特别是企业家的激励机制）迟迟未能形成，国有企业一般缺乏必要的创新动力，供给结构不能迅速调整以适应新的需求格局，更加限制了现行积极财政政策拉动社会投资和消费需求的实际效果。 要不要继续实行扩张性财政政策 正是基本财政投资“乘数”效应减弱的判断，理论界一些人士认为，依靠政府投资拉动经济的作用，只能持续到今年上半年，今年下半年和明年再用这个办法将要失灵，主张要出“新招”，寻找新的启动手段，主要是更多依靠增加货币和信贷的供应，着力于直接启动民间投资和消费，这样来弥补和接替积极的财政政策效应减弱后的经济增长动力。 我以为，在目前社会投资和居民消费相对于政府投资来说启动比较缓慢的情况下，强调直接鼓励民间投资和消费，并增加金融支持的力度，这是正确的和必要的。事实上，今年的经济工作在这些方面已安排了不少积极措施。一季度以来，货币供应量增幅比上年同期明显上升，当然这些都是在突出积极的财政政策作用的同时进行的。去年预计用于基础设施建设投资的国债拨款（1000亿）和银行贷款（1000亿）的未用完部分，今年上半年仍在支用，并增发国债用于增加今年赤字预算投资。那么，从今年下半年起，积极的财政政策是不是将不再作为启动经济的主要支撑了呢？我以为，这样的判断恐怕还嫌早了一点。 首先，启动社会投资和居民消费也需要有一个过程，而不是一蹴而就的。社会投资主要制约因素，一是资金，二是市场。从资金方面看，在目前社会储蓄大于投资，金融系统存大于贷差额颇大的情况下，宏观上来说资金问题不大，微观上主要是储蓄转化为投资的机制障碍有待消除，建立通畅的金融通道。目前问题更大的是市场不振，归根结底要害仍在于居民的最终消费需求不足。目前各方面提出来的启动居民的消费的招数颇多，但大多不易立竿见影。就拿当前人们议论最多的“消费信贷”来说，这的确是促进消费的一个好办法，从长期来看是个发展方向；然而从近期看，遇到居民消费观念、收入水平、信用但保等等障碍甚多，推展的步伐并不尽如人意。在居民最终需求和社会投资尚未有效启动成功以前，以政府投资为主导的积极财政政策看来还不能放弃。 其次，去年以来由积极的财政政策开启的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工期长规模大的，需要继续投资才能建成，近期项目建成以后，还要有后续项目来接替，才能保持增长势头。否则会发生建设投资的断层现象，造成损失，影响增长波动幅度。这就要求继续注入必要的政府投资，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 再者，政府投资“乘数”效应的减弱，并不意味政策失效，这里有一个时滞问题。去年2000亿的国债和银行贷款，实际上10月才开始到位，相当大部分今年续用，其带动经济增幅回升的效应已经显现，只要实施政策力度和时间足够。行程中不发生断层现象，其推动经济增长后续作用的增强，是不容忽视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