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政党制度”，就是政党从政模式，即政党政治的实现方式，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和统一战线学说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建立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党制度，这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 一 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和统一战线学说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形成和发展的牢靠的理论基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是中国共产党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特别是关于正确处理与各民主政党之间的关系原则的必然结果。 马克思主义认为，无产阶级政党的阶级性质及其历史使命决定了社会主义国家的政党制度，只能是工人阶级政党干预政治、领导国家政权的政党制度。同时，也是阶级性质及其历史使命所要求，社会主义国家执政的共产党，绝不能排斥一切进步的其他民主政党，相反，愿意而且必须与其他一切进步的民主党派合作共事。“共产党人到处都努力争取全世界的民主政党之间的团结和协议”，并“支持一切反对现存的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的革命运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85页）马克思、恩格斯这一思想为共产党人如何正确对待其他民主党派奠定了理论基础。 列宁在帝国主义时代，在领导俄国革命的斗争中，创造性地运用了马克思主义这一策略原则，正碉地解决了布尔什维克同各党派的关系问题，取得了十月革命的胜利。早在1899年，列宁根据俄国多党并存的情况明确指出，共产党人“决不应该把其他阶级和政党看做‘反动的一帮’，恰恰相反，它应该参加整个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应该支持进步阶级和进步政党去反对反动阶级和反动政党，应该支持一切反对现存制度的革命运动，应该成为一切被压迫的民族或种族的保护者。”（《列宁选集》第1卷第197页）十月革命前，列宁曾多次同资产阶级自由派、社会革命党等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党派联合，反对沙皇专制制度。十月革命后，还同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建立过政治联盟。之后，还同这个党分化出来的“民粹主义共产党”、“革命共产党”继续合作过，直到1920年这两个党先后自愿合并到布尔什维克党，才形成了苏维埃政权只有一个党领导与活动的格局。在处理同其他政党关系的方针上，列宁进一步强调要利用一切机会争取大量的同盟者，“尽管这些同盟者是暂时的、动摇的、不稳定的、靠不住的、有条件的。谁不懂得这一点，谁就是丝毫不懂得马克思主义，丝毫不懂得一般的现代科学社会主义。”（《列宁选集》第4卷第225页） 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这些关于和民主政党建立联盟的思想，一直成了共产党人正确处理同民主党派关系的重要理论根据和策略原则。中国共产党正是坚持了这些理论和原则，而且还在中国革命的过程中发展了这些理论和原则，从而创造性地建立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党制度。 二 中国革命和建设的进程与实践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形成和发展的特定的历史条件和现实条件，深深植根于中国社会环境和政治土壤之中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自然有其存在和发展的历史必然性、现实合理性。 中国近代社会实际及其阶级状况决定了中国革命的特点及其发展规律，这就是，第一，中国革命必须以无产阶级为革命的领导阶级，必须坚持无产阶级的革命政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中国革命如果没有无产阶级和它的革命政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就必然要失败。无论民国初年的群党纷争，还是国民党时代的一党专政，都未能使中国政治脱出封建专制藩篱的束缚，辛亥革命的流产，第一次大革命的失败，便是明证。第二，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必须大力争取和团结其他民主阶级和民主党派建立一个包括全民族大多数的革命人民在内的广泛的统一战线，最大限度地孤立和打击最主要的敌人，才能夺取中国革命的胜利。第三，各民主阶级的两面性特点决定了各民主党派必须向工农革命阶级寻求支持与合作，接受和拥护共产党的领导，一起致力于革命斗争，才能完成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任务，各民主阶级及其政党由于自身的局限，不可能形成独立的强大的政治力量，不可能担当起革命的领导重任。这一切都说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是由中国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决定的，是中国革命的必然要求。从一定意义上而言，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历程就是中国共产党与各革命阶级和民主政党建立广泛的革命统一战线的实践过程，统一战线也因此被奉为中国革命的三大法宝之一，深刻影响着中国社会发展的历史进程。 新中国成立后，之所以继续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也是由我国的现实条件决定的，是我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发展的客观需要。毛泽东根据各民主党派的历史地位和现实作用，指出：“究竟是一个党好，还是几个党好？现在看来，恐怕是几个党好，不但过去如此，而且将来也可以如此，就是长期存在，互相监督。”（《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278页）在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我国社会经济和阶级关系已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中国共产党八大对此作了明确概括和总结，指出“中国各民主党派的社会基础是民族资产阶级、上层小资产阶级和它们的知识分子，在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民族资产阶级和上层小资产阶级的成员将要成社会主义的劳动者的一部分。各民主党派就将变成这部分劳动者的政党”。（《刘少奇选集》下卷第246页）从而使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得到巩固和发展。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通过拨乱反正，使受到长期干扰破坏的多党合作及其方针又重新得以恢复和发展。中国共产党十二大根据新时期的总任务和各民主党派的现状，将“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八字方针进一步发展为“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十六字方针。1989年12月，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意见》以党的正式文件第一次明确指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我国一项基本政治制度”，“它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革命与建设相结合的一个创造，是符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政党制度。”这不仅说明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党制度在中国新的历史时期的发展有其充分的现实合理性，更标志着这一政党制度的理论和实践被推进到了一个新的阶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