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8年10月24日出版的英国《经济学家》周刊刊登了题为《中国会成为下一个吗？》、《中国的经济：红色警戒》、《解读他们的话》三篇文章，分析了中国目前经济中存在的问题。现将这些文章主要内容综合介绍如下。 一、中国经济的成就 中国在过去20年里进行了有史以来最伟大的消除贫困的工作。经济史学家安格斯·麦迪逊指出，1820年至1952年，中国占世界国内生产总值的份额从1/3下降到1/20，中国人均收入从世界平均水平下降到世界平均水平的1/4。邓小平在1978年开辟中国自由化道路后，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以年均9%的速度增长，人均收入以6%的速度增长，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从世界水平的1/4上升到1/2，所占世界国内生产总值从10%升至20%。若按购买力平价计算，中国已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经济大国。 二、中国经济的问题 人们现在对中国最为关注的是，中国的发展能持续多长时间。有迹象表明，中国经济正进入一个缓慢增长的时期。经济增长率已从1992-1994年间的13.4%降至1998年的7.2%。在公布的统计数字背后，中国经的年增长率实际上还要低。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大国来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每降低一个百分点，就意味着有500多万人失业。政府希望以占国内生产总值3.5%的基础建设来拉动经济增长，但这显然只会取得短期利益。中国领导人曾承诺要改造国有企业，清理银行系统，但他们缺乏实施改革的财力：中央政府的税收能力已经急剧下降。1989年税收还占国内生产总值的30%，但现在只有12%了。 问题之一：国内外需求缩减 1997年，人们考虑到失业的危险和国有企业逐渐不再负担社会开支（养老金、教育、医疗），逐渐减少消费，导致中国国内需求缩减下来，同时，包括走私在内的进口商品又掀起新波澜。这给国内市场制造商、尤其是国有企业带来很大压力。中国工业生产目前只及其开工能力的一半，但工业的积压产品已经以两位数增长了。 问题之二：国有企业问题 中国改革以提高国有部门的社会主义“效率”为目标，而不是采用资本主义。即使允许小企业自由发展，重工业、电信、能源、银行等部门的私有化也是不可能的。无论是在内地还是在沿海，支持自由企业的基础制度、特别是充分的产权制度和公正的司法制度，现在仍付阙如。中国大部分地区仍存在着的一支寻租政府官僚，是自由企业的障碍。 这并不是说国有企业没有“改革”。在中央政府提高效率的号召下，成千上万的工人被送回家，有的人只得到一点或根本没有得到生活费。“改革”成了某些国有企业经理及其在地方政府中的教父席卷国家财产中饱私囊的机会，这被称为“利润的私有化和亏损的社会化”。在20年的改革进程中，国有企业的亏损增加了20倍。 此外，国有企业负债累累。1988年国有企业的债务与资本的比率已达82%，1995年升至570%。这意味着即使不考虑其积压产品和过高估价的财产，或者其未设基金的养老金负债（世界银行估计占国内生产总值的50%），中国的企业也比韩国的财团负债还要严重。这么高的债务将使国有企业很难经受经济衰退的打击。此外，中国的国有企业还是财富的有效破坏者。因此要是将它们一举关闭，同时仍然付给职工工资，其损失也要比现在的小。 问题之三：银行困扰于巨额坏账 推迟对国有企业的具有深远意义的改革的代价被银行系统承担了。中国四家国有银行贷款的4/5是给予国有企业的，由于国有企业的上述可怕状态，在过去十年内，这些银行的盈利率下降了5/6，它们的资产回报率只有0.3%。 银行的真实状况无疑更为糟糕。中国计算不良贷款的制度松懈，无效益贷款的未付利息通常也计算在利润里。按照普遍接受的清算标准，这四家银行至少有三家——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农业银行、中国建设银行，都要破产。据估计，中国不良贷款的总额可能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的30-40%。日本银行的不良贷款水平按最悲观的估计，也只占国内生产总值的30%，而且日本银行的资本化水平比中国高得多。 如果说银行至今仍未崩溃，那么这是由于高达40%的储蓄率的缘故。家庭储蓄占银行存款的份额从1980年的18%升至今天的60%，这是比较危险的。如果不进行改革，那么后果将是：或者政府以通货膨胀寻求出路，或者国有银行垮台，或者两者同时发生。尽管大陆和海外许多经济学家以政府是银行的坚定靠山为由批评中国银行危机论，但是，即使是这样，也有爆发银行业危机的可能。 问题之四：货币不贬值政策 1998年，中国被世界许多领导人称赞的货币不贬值政策，也是为了自己的利益。如果人民币贬值，所带来的危害还要大。确实，中国因为货币不贬值政策受到了损害，但政府有自己不贬值的理由：货币管制、1400亿美元的外汇储备、1998年大约500亿美元的贸易顺差；而最近的原因则是对其外债的担忧。 按官方数字，没有理由担心中国的外债。中国外债与外汇收入之间的比例是75%，这是比较合适的。而这一数字到100%才有危险。何况国外直接投资占了全部流入中国资金的4/5，并不像其邻国那样过分依赖于短期借贷。但是，公布的债务数字可能大大打了折扣。在中国公布的1200亿美元的债务之外，至少还有600亿美元的债务。有几种类型的借贷没有显示在外债数字上，如国外银行的大陆分支机构的货款、在香港注册上市的各级政府所设机构获得的“红筹股”、一些国外直接投资（尤其是来自香港的）以改头换面的方式进行的借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