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体制转轨变型过程中，随着经济市场化程度的提高，体制转轨变型期的一系列改革政策与措施出台，以及1993-1996年连续四年的以抑制经济过热、挤压泡沫、治理通货膨胀为首要任务的经济运行“软着陆”的成功，近几年经济增长率的下滑惯性等，使经济过剩问题凸现。据国内贸易局商业信息中心对605种主要商品供求状况排队分析，1999年上半年供过于求的商品达66.7%，比1998年下半年增加了1/3多。另据国家统计局资料显示，全国各省市无一例外都拥有数量不等的过剩库存商品，总量超过3万亿元人民币，且广布各行各业。有关专家分析指出，未来一段时间内，由于受商品结构性矛盾更加突出，购买力分流，需求增长趋势趋缓，全社会资金运行发生重大变化等因素的影响，市场形势不容乐观；另一方面，随着我国经济进入重组时代，资源的重新配置和优化组合必然加深过剩的矛盾，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一大障碍。为扭转这种局面，自1997年四季度以来，国家相继出台了启动需求的多项政策措施，如已连续6次下调利率，降低存款准备金率，加大投资力度，增加银行贷款，提高和扩大出口退税等，地方省市也采取相应措施增加投资，启动经济增长。虽然高投入已带动总体经济微弱回升，但由于消费及社会投入仍呈弱势，刺激作用难以显现，过剩压力未减反增。 过剩经济的出现是我国二十年改革开放的产物，对我国经济的发展是一个重大挑战，除需要目前正努力施行的财政、货币、产业、投资、就业、分配、流通、消费等政策高度协调一致发挥作用外，尚须改善民众的经济心理预期，不断创新需求，增加供给层次，提高供给档次，引导与促进消费，由投资驱动向消费拉动转变，提高资源利用率，减少过剩。从长远来看，必须改变“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经济发展战略，确立以公平为基础，效率为中心的经济发展战略，重视人力资本因素，强化人力资本投资战略，并加大科技投入力度，切实施行科技发展与创新战略，充分发挥国人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提高国人创新能力和竞争能力，是为根本之策。 （一）确立以“公平为基础，效率为中心”的经济发展战略 改革开放之初，我国提出了“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发展目标和政策导向。这一政策的实施，确实使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了起来，但也使居民的收入差距不断加大，判断居民收入水平差距的基尼系数值呈上升趋势。某些地区在该政策执行过程中，片面强调“效率”，而忽视“公平”，甚至把“效率”理解为目的，把“公平”理解为从属于“效率”的一种辅助性手段。笔者虽然认同“效率”的重要性，但坚决反对把“公平”置于从属地位，将公平与效率对立起来、割裂开来的做法。笔者认为，从根本上讲，公平与效率并不矛盾，近年来公平与效率之争实质上是平等与自由竞争之争的问题，我们面临的不是结果平等的问题，而是起点平等和规则平等的问题。起点平等和规则平等是自由竞争的前提，如果竞争是效率之母的话，那么这个意义上说公正也是效率之母。对于目前我国而言，不应存在二难选择问题，而应是在公平基础上求效率。世界银行政策研究中心经济学家克劳·迪格宁（德）和世界银行政策研究中心主任勒恩·斯奎尔（英）的研究表明“收入分配的不公平可能阻碍经济增长”(Finance & Development March 1997)。实际上，由于分配的不公平，已经在阻碍我国改革的深入和经济的增长，农村以平分土地为起点推动了农民改革的积极性，而城市则以穷庙富方丈的背景使工人两手空空的下岗，则难免工人有抵触情绪。如果当初农村推行所谓“激进式”改革，实行队长的私人庄园制，赶走农民，那么这种改革是否会有前种改革成功呢？所以，这不是姓社姓资、姓公姓私的问题，而是一个公平基础问题。事实上，从世界各国经济发展的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来看，如果片面强调“效率”，漠视“公平”基础，则不仅会产生一系列的社会经济矛盾，而且也很难保证效率的最终提高。近一、二年来我国过剩经济的形成，在某种程度上就是因为收入差距的不断扩大，使广大居民的实际有效购买力下降，这已影响到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因此，在经济和社会发展中，首先必须正确把握公平与效率的辩证关系，将公平作为效率的前提和保证，而效率则作为公平的发展动力。有了一个良好的、公平的社会环境，劳动者的劳动所得是公正的，合理的，这样才能充分调动和发挥积极性、创造性，并提高效率；反之，如果普通劳动者的劳动贡献没有获得应有的报酬，长此以往，势必挫伤劳动者的积极性，甚至引起和激发社会矛盾，造成社会的不稳定。可见，公平和效率应该是经济和社会发展过程中两个同等重要、同时兼顾的方面，任何偏 重一方的做法都会给社会经济发展带来严重后果。因此，我们应该改变“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经济增长战略，确立“公平为基础，效率为中心”的发展战略，形成一种公平与效率良性运行的机制，既重视生产力的发展，又重视生产关系的改善，见物见人，充分发挥劳动者的主动性、积极性、创造性，共同推进社会经济的持续、快速、健康发展。 （二）优化社会心理环境，改善社会公众预期，消除公众信心危机 信心至关重要。信心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保持活力的前提与关键，是影响社会总需求的重要因素。信心在当前我们国家经济增长中，已起着极其重要作用。生产过剩、劳动力过剩、资本过剩、经济不景气、下岗失业、财政困难等，表面原因是需求不足，实质则是国民对未来预期不良，信心不足，不敢消费。目前，造成国民预期不良的主要原因是全国范围内的下岗问题。随着行政机构改革由中央向地方的扩展和国有企业改革力度的加大，目前已下岗的国企职工以及面临下岗压力的政府公务员、银行职员、国有、集体、甚至三资企业的职工等普遍对未来收入的稳定来源产生疑虑，加之人们对就业制度、养老保险制度、住房制度、医疗制度、教育制度等项改革结果尚不清楚，支出预期扩大，国民消费倾向弱化，而防范生活危机的储蓄倾向增强。导致政策的“乘数效应”被“挤出效应”抵消，扩大措施难以凑效，投资与储蓄同步大幅增长。同时，由于岗职预期不稳，导致短期行为、功利行为、腐败行为盛行。鉴此，启动经济，重在信心。各级领导、国企负责人必须直面我国人口多、素质低这一基本国情，把为人民谋福利作为自己职位的应尽职责，努力创造开拓就业岗位，以稳定居民收入预期，增加居民收入预期，增强即期消费倾向。 1.提高政府对社会心理的调控能力。“心安即国安，心治即国治”。政府是社会心理建设的主体，具有“心治”之责。政府应建立一个不受利益倾向干扰的独立灵活准确的反馈机制，承担定期的社会心理调查分析及不定期的政策效果调查分析任务，作为各级政府决策层的参谋咨询之用。在调控方法上，要开发更多的有效调控手段，以便根据不同环境条件和社会心理反映类型特点进行选择，更好发挥调控手段效能，诸如利益激励、目标激励、成就激励、精神激励等。在控制系统方面，要注重社会心理控制系统外部控制（包括制度控制、组织控制、法律控制、规范控制、群体压力控制等形式）与内部控制（思想观念控制）的协调统一。在外部控制方面，实现以组织控制为主向以法规、制度控制为主的转型，以形成一个控制严密、覆盖全面的系统；在内部控制方面，加强文化建设，尽快实现文化的现代转型，加速新型文化的内化过程，确立社会心理的内在规范体系，使其发挥与外在控制形式的协调控制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