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正改变着千千万万中国人的生活，群众的创造力和经济发展的内部驱动正在发动着一场静悄悄的社会革命，改变着中国的社会结构。本文分析中国城市生活中工作单位和社区组织之间的发展与变化，这将会有助于人们深入认识中国现代化的途径依赖和特色之所在。 单位系统与地区组织：国家派生社会 改革前的中国社会，以国家为中心推行各项社会主义的经济与社会的措施。国家各级政府几乎控制和掌握了所有的资源。它们通过指令性计划和行政方式进行经济活动，并将经济生产的所得进行集中的统一分配。伴随着这种再分配经济的运作过程，由政府派生出了两个社会系统：即工作单位和地区组织。这是两个不同社会系统但同样起着代表政府实行其社会分配和社会管理的载体职能。它们的具体职能分工是：单位系统负责分配和管理的对象是在职职工和离退休干部，地区系统的工作对象是无业者和退休工人。在“就业就是劳动”，“不劳动者不得食”等意识形态的指引下，集中计划经济体制实行劳动力的统一安排和高稳定的就业政策。几乎所有劳动年龄人口均有稳定的工作，也就是说在通常的情况下每人都有自己的工作单位。单位系统既生产财富又集中了大部分成年人口，自然就成为社会的主流，而地区系统只负责无工作能力（如老年人，残疾人等）或不能进入主流工作单位的边缘群体（如一时无法安排工作的社会青年，政治地位低下的无业人员等）。地区是由政府的派出机构街道办事处实施管理。在整个政府体系中它处于最底层，资源很少又无地位，依靠法律上是群众自治的居民委员会组织开展工作，起着社会配角的角色。 单位也按所属的政府系列和功能重要性有一定的行政级别。不同的行政级别标志着它在整个再分配系统中的地位和所能掌握的资源。由于劳动者的工作是由国家象分配其他生产要素一样统一安排的，职工在单位间的流动便十分困难。单位也不能按生产需要自主招聘或解雇职工。因此职工和单位之间有一种事实上的人身依附关系，这便是被学者称作为一种“新传统主义”的“单位制”现象（Andrew Walder，1986； 路风，1989）。总的来说，这种单位制现象有三大特征：一是所有的单位都有一定的行政级别或隶属于某一个政府部门，并有一体化的党组织领导；二是具有一套职工福利保障的制度；三是单位对职工（劳动者）具有控制的权力，职工无法随意选择或离开自己的工作单位。很显然，单位制现象的产生并非偶然，它不单单是适应计划经济体制动转的需要，更重要的是它提供了一种社会组成的方式。中国的单位制现象比前苏联和东欧各国更具有制度化的功能。它更带有传统农业社会和共产党军队组织方式的特征。这是一种全方位的“完全性组织”。它打破了现代都市生活中的组织分工，以政治整合的组织方式去实现市民对工作，对衣食住行，和对文化娱乐休闲的需要。职工依附于单位来满足各种生活上的需要，国家依赖于单位来实现社会再分配，党依赖于单位来实行对社会与国家的控制与领导。单位制成为了国家推行社会主义的组织基础。 重心旁移，地区社会的功能转换 改革开始后，地区社会的变化先于单位的变化。 中国的改革是以渐进的方式进行的，为了保证改革能稳定地逐步展开越是计划再分配的核心部分越是最后被触动。因此，和主流社会的单位制相比，地区社会的变化比单位社会的变化来得先行。这里除了保持政策上的连续性，减少改革可能带来的社会震动之外还有其本身的原因。大家知道，在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城市改革尚未正式开始时，全国有近1500万文革期间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回城找工作。这些年轻人除了一部分按政策顶替父母工作进入单位制的主流社会以外，相当部分只能栖身于地区社会的边缘群体之列。政府当时除了千方百计扩大就业范围之外同时也调整了就业方针。把单纯地依靠国家分配的就业方针变为国家，集体和个人三结合解决就业的方针，鼓励合作经营和个人自谋职业。全国一大批知青合作企业和个体户及私人企业便是从地区社会里开始发芽成长起来的。按照中国社会的组织惯例，这些合作企业和个体户由地区街道办事处负责管理。后来的发展证明，那些处于社会底层和边缘的群体是改革和社会流动中的首批行动者和获益者（DAVIS， 1990年）。因为在当时的情形下，一般国营单位的职工在单位制的庇护下并无多大改变自己生活现状的动力。所以人口就业压力和就业方针的改变是促使地区经济与社会系统变革的直接原因。同时又在另一方面，八十年代后中国城市人口的老龄化进程越来越快，地区的老年人口迅速增加，地区社会的管理与服务的负担也就越来越重。于是从上海，武汉，天津等大城市开始，在民政部门的创导下越来越注意利用社区的力量来兴办社区服务事业，解决社区本身的问题。地区社会内部的组织功能得到重视和利用。 到了八十年代中期，随着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全面推行，单位组织受到的市场化转变的压力越来越大。企业开始向自主经营的独立实体转变，它无法承受计划经济体制下对职工如此巨大的社会职能负担。而且，职业流动加快，劳动力市场开始形成。单位对职工的控制力大减。更重要的是，市场化经济成分的独立组织越来越多，出现了一批无行政级别，无挂靠单位，无党组织领导的“三无”单位。这些单位的职工游离于政府行政体系的控制之外，需要重新由社会来组织管理。但又由于这些市民也必定居住在一定的社区里，因此，党政工作的重心势必会朝着地区社会转移。以上海为例，从八十年代末起，政府连续将加强社区服务建设列为市政府为民办实事的专门项目之一。在1995年召开的上海市精神文明建设规划会议上，中共上海市委提出了将社区作为精神文明建设的一个重要载体和抓手。在1996年初召开的上海市城区工作会议上，上海市委和市政府充分肯定了实现两级政府（市、区）三级（市、区、街道办事处）管理的已有经验，加强基层社区的组织与管理。并且制定了一系列权力下放，增加基层党政人力物力资源的改革措施。所有这些都显示了对发挥地区社会功能的重视与期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