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前中央做出了“科教兴国”的决策，江泽民总书记在北大百年校庆期间还提出中国“要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号召，鼓舞了高教领域的人心。很明显：科教兴，国家兴，大学兴，科教兴。问题是怎样才能使大学兴旺发达？通过20年的改革，我国的经济已然市场化；我国的教育是否也应当市场化，靠市场的力量寻求发展？当前有关政府部门加强了对大学的“主管”和“统管”，如“搞”跨世纪“人才工程”，“制造”年薪10万元的“部颁教授”，甚至以建造“世界第一流大学”或者“航空母舰”的名义去合并大学。大学里也随之兴起系科合并建“大学院”之风，号称是“与国际接轨”。这种做法是否有利于高等教育的发展？笔者甚感怀疑。 合并大学是否有助于建设“世界一流大学”或者“航空母舰”？合并大学造不出“航空母舰”，否则美国的哈佛和耶鲁，英国的剑桥与牛津岂不早就合并了？一所大学里学生多、教授多、专业多，只有统计报表的意义。“世界第一大”与“世界一流”是不同的概念，顶尖的大学并不必然规模宏大，规模宏大的一流大学也不是靠合并其它大学产生的。我国最大的大学大约是“广播电视大学”，把北大和清华合并了也超不过广播电视大学的规模。倘若把在北京的所有大学合而为一，或许能摘取“世界第一大”的桂冠，但绝不会是“世界第一流”。将一千艘鱼雷快艇捆在一起得到的肯定不是航空母舰，怕的倒是快艇会成为“慢艇”，甚至成为一大堆废铁。我国高校水平不高、发展缓慢的原因很多，其中重要一条即在于高校被“主管”和“统管”，困于“计划指令”的框框，与学校的大小没有关系。 而今贪大求全之风由四川而浙江，愈刮愈烈，已有将农业大学和北京医科大学并入北京大学之说；甚至传言航空航天大学也要被并入北大。我国缺医生，缺农学专家，缺工程师，北大可以办医学院、农学院、工学院。但增加学院必须量力而行，视社会资源而定，徐徐渐进。合并了三所著名大学到底会培养出更多还是更少的专家？如果说专业大学已然过时，为什么不让农业大学和医科大学自行向综合大学方向逐渐发展？三所相距甚远的学校怎么个合并法？北京大学教务处难道真的能为相距甚远的农大、医科大、北航等大学排课表，管学生？学生真能每天奔波于若干校区之间上课？若合并后的各方仍然自有一套教务、后勤、学工、注册、档案、教室、人事等等机构，何必还要合并？若三校并不能真正合并，仅为北大拥有医学院和农学院的虚名就砍掉两所中国名校的番号，这究竟是“大跃进”还是大倒退？懂教育规律的人都知道，“世界第一流大学”不是由一道行政命令建造出来的，更非合并大学的结果。把100所高校并入北大，北大也依然不会成为“世界一流”。 美国的二流大学就能做到图书馆每周7天每天24小时借还书； 而北京大学图书馆的借还书每周只开放4天半、每天开放7小时。北大师生呼吁延长开放时间已有20年，结果是每周反而少了一天，星期六也成了休息日；星期五的下午则同20年前一样要“政治学习”——“抓革命促生产”。减少本科生现有的大量“必修课”、消除学生自由跨系选课的障碍、取消充斥教师“教学工作量”里的“班主任”工作、延长图书馆借还书时间、让学生在书库里自由浏览等等，这些都是20年未能解决的问题。如此大学，可以是世界最大，但绝非世界一流。世界一流大学的前提是世界一流的管理体制。 我国是否“大学太多”或“综合性太低”？国家的教育经费有限是事实。但如何利用和开发我国教育资源？是由政府来“集中教育资源”扶持少数学校，还是通过众多高校间的平等竞争来开拓教育资源，走国家和社会共同办高教的路？我国有两千多年社会办教育的传统，人民倾家荡产也要让子女接受最高程度的教育。两条腿走路，路越走越宽；一条腿走路，搞“一大二公”，路会越走越窄。 当年的计划经济的确造就了不少专业学院，但把它们合并到较成功的综合大学里并不能减轻国家的任何负担，反而会因“位子”问题和“资源公平分配”问题把比较成功的综合大学也拖垮。我国农业领域早已汲取的教训，高教领域难道还要重蹈覆辙？ 这些年来，专业学院纷纷自强，更改名称，走向综合大学之路，开办社会需求量大的专业，如企业管理、英语、文秘、计算机、宝石鉴定等等。它们在“计划外”招生，向社会索取高等教育的资源，大大增加了适龄青年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这些学院里的教师们自立自强，努力调适自己的专业方向，通过集体的“创收”来提高生活水平，弥补国家教育经费的不足。尽管这些大学还不足够“综合”，但它们适应社会和市场需求的多样性和变化。有哪个大学在一开始就像今日北大、清华那样“综合”？哈佛大学起初仅靠几间简易房起家，讲授的也仅仅是神学。百年前的北大、清华难道就正规？焉知今日的“非正规军”明日就不能超过北大、清华？我国的人民解放军就是依靠社会的广泛支持，仅历30年的艰苦战争就从小型游击队成长为正规军，并在朝鲜战场上同美军打成了平手。仅10年放权改革，农民们办的乡镇企业在残酷的竞争中就“异军突起”，在我国经济中“三分天下有其一”。 又有人认为，中国的大学因为众多的学院改制、改名，因此“太多了”，需要资源集中。事实上，用行政而非经济手段任意“集中大学”的代价肯定要比“大学太多”的代价高得多。不仅如此，中国的大学究竟是太多了还是太少了？若只有政府衙门和国有企业才需要大学毕业生，我们当然不需要那么多大学。若我们的售货员、运动员、工人、农民和士兵都像在发达国家那样接受两年、三年或四年的高等教育，我们的大学无疑是太少了。在18～21岁的青年里，我国有3.5 %的人接受高等教育；印度和马来西亚均比我国高一倍；泰国又比马来西亚高一倍多，韩国则早就超过了40%，美国更在60%以上。我国适龄青年接受高等教育的比例远远低于亚洲比我们更贫穷、人口密度更大的国家；而且我国今日的名牌大学依然仅是50年前就有的那几所名校。在有深厚教育传统的世界人口第一大国，50年来高教发展的此种结果难道不值得我们认真总结经验教训吗？如果过去中国高等教育从无到有、逐渐发展的历史不是教育部“统管”的结果，我们为什么还要坚持“统管”和“主管”而不肯放手呢？北大、清华两校的兴盛并不体现中国高等教育的成就，北大、清华的宿舍和教室也容不下多少大学适龄青年。在13亿人口的国家里出现几十个、几百个如北大、清华那样的大学才是真正属于中国高等教育的成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