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凤阳小岗村大包干前是个户户都有人逃荒要饭的穷地方，1978年冬，这里的农民豁出性命发起了农业大包干，由此小岗村的名字响遍中国大地。20年过去了，如今的小岗村怎样了？1998年8月，我们对小岗村进行了调查。 现在的小岗，全村粮食产量从1978年的3.3万公斤，上升到1997年的120万公斤，人均收入从22元上升到2350元。家家有余粮，户户住瓦房，大包干给小岗村带来了巨大的变化。在看到这些巨大变化的同时，也有一些让人感到不安的地方：全村没有一户盖楼房，没有一个户办联户办企业，没有一个村办企业，很少有人从事兼业经营，全村人收入水平差别不大。改革20年，外部世界日新月异，小岗人却固守着大包干时包干的土地，悠哉地过着温饱型生活，缺少紧迫感。小岗村仍然是一个土里刨食，除了常规性地销售粮食以换回农业生产资料和生活必需品外，基本封闭运行的农业村庄。直到最近，回顾20年改革历程，频频有人参观访问这个拉开中国农村改革序幕的地方的时候，才让小岗人发现自己与外界比差了一大截。小岗村书记严德友说：“和自己比，还可以；与别人比，有差距；与大家想象中的小岗比，差距就更大。” 目前象小岗村这种解决了温饱但并没有富起来，仍然处于自然经济半自然经济的村庄在我国相当多，特别在中西部农村这是很普遍的现象。问题的症结究竟在哪里？农民究竟如何才能尽快地由自然经济半自然经济转向市场经济和奔向富裕？政府在其中要做哪些工作？像当初推广大包干、研究小岗村一样，今天在由自然经济半自然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的过程中再研究一下这个典型，很具有现实意义。本文结合小岗村实际谈一点看法。 小岗人当初义无反顾地选择大包干，充分表现了他们的革命精神。而今天他们在向市场化转化的过程中，20年基本固守原有的生产经营方式，表现了一定程度的保守性。为什么会这样？回首再看大包干，我们可以得到如下启示：一是小岗人选择大包干是因为小岗穷，生存需要得不到满足，人便有了改革的动力。二是大包干这种形式适应农民自身的能力和素质，一家一户，播种收割，农民太熟悉了。革命精神与自身能力、素质相适应，大包干在小岗村成为现实。三是大包干产生后，当时的滁县地区、安徽省等各级政府给予了支持，在各级政府的支持下，大包干由小岗走向全国。而今农村在向市场化转化的过程中，象小岗村等一些地方则不充分具备这三条中的一、二两条了。 首先是动力问题。大包干解决了温饱，人们的生理需要得到了基本满足。根据一般心理运动规律，生理需要得到满足之后，人们追求的是安全需要，即保障人身、财产的安全，回避风险。在基本生理需要得不到满足时，人们首先要解决生理需要，风险是第二位的。1978年冬，18位小岗农民按下的“包干”红手印便是证明。当生理需求得到满足后，固守温饱、防范风险便是第一位的，在这个心理阶段的农民，其行为方式有着超稳定性。严德友说：“小岗村缺资金，有限的资金要用来买农药、化肥等生产资料，庄稼不收当年穷；还有就是盖房子，没有房子就不能娶媳妇，这两个方面占了农民资金支出的重要部分。其他比如养鸭，技术不成问题，但是农民没有资金。”处于温饱阶段的农民是没有多少资金，但也不是绝对没有资金，而是用相对传统的投资方式投资后，没有多少剩余资金。假设我们作一个调整，先投资养鸭，盈利之后再去盖房子。这样不仅有了房子，还有了养鸭场，何乐而不为呢？问题是市场是有风险的，防范风险的农民轻易不肯从自己熟悉的田间地头迈向充满未知的市场。温饱离贫穷毕竟太近了，稍有不测就会返回到贫穷里去。所以温饱有它的两面性，它使得象小岗这样的村子投入市场动力不足。为什么这种固守温饱的超稳定性在江、浙等沿海农村表现得不那么强烈呢？江、浙等沿海地区有传统的经商意识，在大包干使农民有了生产经营自主权后，有些人便带头吃起了市场这个“螃蟹”。先富起来的人使众多人的生理需求满足程度有了变化，同样是吃，有吃的好、吃的孬之分；同样是住，也有住的好、住的孬之分。先富起来的人们打破了温饱人们的心理平衡，满足者不再满足，在先富起来人们的榜样作用下，更多的农民实现了由封闭式经营向开放式市场经营的转变。只要投身市场，竞争规律、追求利润规律便会发挥作用，促使人们进一步奔向富裕。 其次，关于农民自身素质和能力问题。小岗村农民文化总水平不高，到1994年，小岗村青年劳力中高中文化仅占4%，文盲、半文盲却有36%之多；到1998年高中文化占8%，初中文化占57%。村里出了两个中专生，毕业以后没有回来。农民素质和能力问题不仅是文化问题，在自然经济、半自然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的过程中，村民尤其缺的是市场意识。在小岗，有一座安徽省人大拨款建造的大包干展览馆，展览馆墙上有这么一段用凸体字展出的具有代表性的口号：“大包干，就是好，干部群众都想搞。只要搞上三、五年，吃陈粮、烧陈草，个人富、集体富、国家还要盖仓库。”通过这段文字我们可以看出农民对富足的理解（吃陈粮、烧陈草），农民追逐的目标远离市场经济条件下生产经营者追求的利润最大化目标，他们还没有理解资本必须在运动中增殖。 中国几千年的自然经济给农民留下了浓厚的自然经济思想沉淀，农村基本生产资料的公有制也并没有对自然经济的思想产生根本冲击。人民公社时“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农民干活“大呼隆”，不必为如何生产操心，一家一户不是生产经营单位而是分配单位，干活的目的就是多分口粮，可以说这个时期自然经济的思想一定程度上受到强化。大包干之后农民有了生产经营自主权，这为他们走向市场提供了最重要的条件，可是由于思想意识仍然处于自然经济阶段，所以其活动基本上就在自然经济半自然经济的范围内进行。在这种氛围中熏陶出来的个别人即使有了投身市场的要求，也缺少投身市场的手段和能力。大包干的带头人严宏昌1984年和1992年曾两度创立企业和公司，都昙花一现，没有成功。这种情况更增加了农民对市场的畏惧，更显动力不足。目前这一点小岗人已经认识到了，严德友说：“市场经济靠自找门路，我们自身素质低，不知怎么找，决心也不够大。” 第三，政府的行为。政府支持农民致富始终如一，特别是对小岗村这样有特殊历史地位的村庄更是倾注了极大的热情。凤阳县政府在财政极其紧张的情况下修了一条从乡里通往小岗村的柏油马路，取名“致富路”；安徽省与市、县协调免费为17户（14户仍健在的大包干发起人、3户村干部）装了电话；交通厅给每户庭院修了围墙和院内水泥路；卫生厅给每个农户修了卫生厕所；水利厅协同市、县给安装了自来水；广电厅安装了卫视接收设备……。各方面的扶持对村民素质和能力的提高将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但这种扶持使村民基本平均受益，增加了村民的依赖心理。大包干前小岗有一句顺口溜：“吃粮靠返销，生产靠贷款，花钱靠救济。”靠了几十年没有根本解决贫穷问题。现在小岗还有一句顺口溜：“小岗想致富，只愁没门路，想的是政府，盼的是服务”。农民的直率让我们看到了大包干前后20年历史惊人的相似之处。政府在带领群众致富方面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这是由我们社会主义国家的性质决定的，问题是要研究如何帮、如何带。象对小岗村这种扶持方法，政府虽然不可能用于一切尚未富裕的农村，但却有普遍性。一些市的政府就采取过市里一个行政事业单位包一个村的做法，派人带款，联系项目下到村里帮助农民致富。政府筹划、组织、落实、验收，帮助农民情真意切，有些有成效，有些随着下派人员的撤回，项目也渐渐地由于经营管理不善等原因而消失了。农民期待着政府再来，并认为这就是社会主义的优越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