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时间无声无息的流逝，历史把我们送到了一个世纪之交、千年之交的重大转折点。面对全球化、信息化的世界潮流，回顾一百多年来中国现代化的曲折历程和近二十年来不平凡的改革业绩，我们到底应该如何给目前的中国定位，如何正确把握国家的发展方向和改革走势呢？ 我国著名学者李慎之撰文提醒人们：有史以来，中国只有到现在才第一次有了认真开始现代化的机会，目前是中国近百年来内部外部条件都处于改革的最佳状态的时候，我们一定不要错过这一难得的历史机遇。 李慎之指出，在我们国家政治改革与经济改革是同时开始的。到现在，作为知识分子对改革感觉最强烈的，恐怕还不是生活上的改善，而是言论上的宽松。但是如果说二十年来的经济改革已经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的话，政治改革却仍然是踌躇不前，我们在这方面必须要加快步伐，增强紧迫感。大家都同意经济可以决定政治文化，事实上政治、甚至文化也可以决定经济，东亚经济危机究其原因，很多要到这些国家本身的政治、文化中去找答案。现在国际上一下出现了很多新名词，裙带资本主义、亲朋资本主义、伙伴资本主义……大概指的是东亚国家经济运作的情况，其中官商不分、官商勾结是这些昨天还被认为经济创造了“世界奇迹”的国家最大的弊端。我们不是资本主义国家，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但是我们摸摸自己的良心问一问，它们经济中的弊病又有哪些是我们所没有的呢？这些问题之所以在我国也存在，主要在于我们迄今还不是一个有民主传统的法治的国家，各种经济行为都缺乏公开性、透明度，属于“黑箱作业”，总之都是阻碍市场经济正规运转的。因此要解决这些问题，不但要在经济政策、经济制度上下功夫，毋宁更要在政治改革上下功夫。 为什么要进行政治改革？目的是造就真正能够适应现代经济的人。中国人历来被束缚于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夫夫妇妇的宗法关系中，束缚于君权、父权、神权（妇女还加上夫权）的网罗中。因此，正如鲁迅所说，中国几千年来只有做稳了奴隶与连奴隶都做不稳两种状态，到了二十世纪50至70年代还遭受了长达二三十年的极左的思想统治，因此中国人确实如胡风所说是浑身带着精神奴役创伤的人。要中国人独立创业，参加公平竞争是有极大的困难的。个人主义，照有些理论家的意见，与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同属现代化的三要素，而在中国则是传统中压根儿没有，刚介绍进来不久就又被批倒、批臭，没有人敢提倡的词儿。 现在我们要求自己在一切方面都赶上先进国家，与国际惯例接轨，然后争取进一步超越之。我们和先进国家是有很多差距，但千差距，万差距，最大的差距就是人民的公民意识方面的差距。在全球化的大趋势中，我们似乎已无必要与许多国家去较劲，固守自己独有的“人权首先是生存权”的观念，而应该赶快采取世界共同的观念：“人权即公民权利”。当然，一个一个分散的个人并不能形成力量。形成力量主要靠把有这样觉悟的个人组织到一个民主、法治的社会中来。也可以说，只有民主、法治的社会才能培养出这样的个人来。所以，我们必须进行政治改革，实际上也必须改造我们的国民性。 政治改革的动力从哪里来？这样的动力只有来自对历史的反思。反思的范围越大，改革的动力越大。西方近代史起源于文艺复兴与宗教改革对中世纪黑暗的反思和批判。我们现在的改革来源于对文化大革命的反思和批判。为什么邓小平理论得到了可以说几乎是全民的拥护？原因就在于二十年前绝大多数的老干部、共产党员和老百姓都深受文化大革命之苦而希望摆脱它的迫害。但是应该承认我们的反思的范围还很不足，尤其是理论反思的广度、深度与力度还很不够。改革已经二十年了，我们今天还在纪念“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而理论思维则并没有比当时有多大的进步。因此，应该坦率地承认，经过二十年的成就，我们改革的动力已到了一个限度，要继续改革，就必须首先向历史的广度与深度开掘。同时，东亚的经济危机，从印尼那样的爆发到日本那样的衰退都是我们的镜子。 有一种看法认为经济不断发展，民主自然就会到来。但是这种看法并没有得到世界历史的支持。首先，经济并不总是能自然而然地不断发展，这次东亚经济危机就证明了这一点。同时，真正的民主制度的出现总是要有正确的而强大的舆论以为先导，以唤醒国民。因为民主是全体人民的事业，实行什么样的制度，必须有尽可能广泛的人对原则有尽可能深刻的认识。 今年是戊戌变法一百周年。戊戌变法失败了，它告诉我们要冲决中国几千年专制主义传统的网罗是何等困难。然而一百年前被害的谭嗣同等六君子的鲜血又激励着我们继续他们未竟的努力。中国的政治改革要比经济改革困难不知多少倍。在政治上，中国自古以来只熟悉、只习惯于专制主义的法制，要改革出一条“法治”的新路来，实在不是一件容易事。然而这正是我们改革的目的，虽然难也不能不努力去争取实现，我们总不能在我们的目的面前望而却步。 今年又是世界民主运动史上有名的德雷福斯案件的一百周年。在这个案件发生的时候，法国的民主政体已经算是建立起来了。但法国还是发生了以种族主义、军国主义为导因的诬陷犹太军官德雷福斯的案件。当局的蓄意诬害再加上民众的民族主义情绪使受害者陷入似乎无法重见天日的境地。但是，著名作家左拉起而攻击军方以至整个司法制度的不公正。虽然他因此而受到军方诬告他犯有“诬陷罪”的起诉和国内民族主义分子铺天盖地的谩骂和迫害，甚至被判有罪而流亡英国，但是他始终斗争不屈，终于唤醒了法国人民的良知，要平反冤狱的声浪席卷法国。德雷福斯也在蒙冤十二年以后得以昭雪。这时左拉已经死了，但是他在1898年发表的“我控诉”已成为世界文学史、政治史与司法制度史上不朽的文献。他说的“法国将因为我拯救了她的名誉而感谢我”已成为事实。其实整个欧洲都要感谢他，因为是他净化了欧洲的民主政治，赋予它以道义力量。这是一个真正的爱国者为一切爱国者立下的不朽榜样，也应该成为今天中国要为推动中国政治改革而努力的爱国者的榜样。（摘自《改革内参》1998年第20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