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工业化的历史角度来看，可以把世界工业化过程分为四代。以产业资本为轴心的英国工业化为第一代，依靠金融资本进行工业化的德国、美国为第二代，国家承担工业化的日本和苏联为第三代，第二次大战后获得成功的新兴工业国家或地区(NICS)的工业化为第四代。第四代工业化的国家在以美国和日本为中心的国际分工中，除了获得资金以外，还能获得机械设备、技术和市场。正是利用了资本主义体制中的这种国际分工，这些新兴工业化国家的经济获得了长足发展，创造了经济奇迹。中国工业化的历史过程相当漫长，开始于19世纪70年代的洋务运动可以被视为早期工业化运动，而自本世纪50年代开始的以重工业为主要内容的工业化可以被纳入苏联式的第三代，其承担主体是国有企业。而自80年代开始，中国又以迟到者的身份开始迈向第四代工业化。 自1998年开始，亏损、倒闭的不再是国有企业，私营经济也将大量亏损，其影响可能超过国有企业改革所造成的波动 中国的国有企业产生于一种特定的政治、经济背景之中，它是国家对经济发展加以调节与控制的产物，并作为国家经济、社会和政治措施的一部分而存在，是“整个社会利益的受托者”，其行为目标与市场体制下的企业不同，必须兼顾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这是中国国有企业“企业办社会”的由来。从制度方面来说，国有企业在制度上是有缺陷的，这种缺陷包括归属不明的剩余索取权，极高的代理费用（病根在于财产权利的私人化与财产责任的公有化），这些制度性的缺陷使国有企业在效率上根本无法与非国有企业竞争。这种企业体制在整个非市场环境下运行了将近20年以后，终于因其亏损累累，再也没有办法运行下去，政府被迫于1983年开始将其作为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重点。到了十五大前夕，由于国家财政再也无法支撑庞大的国有企业，为其供血，才有了十五大以后的全面改革，针对负债过高的问题所开出的药方是进行股份制改革，解决资本质量差的问题是通过资产重组消除不良资产，裁汰冗员的办法是让大量其实早已处于失业状态的员工“浮上水面”，进入“下岗，再就业”的流程。而改革的理论依据是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主义公有制有多种实现形式。至此为止，在国有企业改革的问题上，意识形态对国有企业的偏好终于完成了历史性的转变：非国有化并不是一种倒退，而是一种提高企业绩效、发展经济是一种必然选择。一个国家的国有企业不是越多越好，而是应当在国有企业与非国有企业（私有企业）中求得某种平衡。从此，中国国有企业大规模分化、重组的形势已经到来。对于国家来说，最重要的是从此以后割断了为国有企业财政供血的脐带，有了消除不良资产的可能。可以预计，在未来若干年内，国有企业的重组和调整将是推动中国发展的“火车头”。 然而中国人对许多问题的认识往往容易从一个极端跳到另一个极端，这从目前不少地方对出售国有企业的急切愿望就可以看出端倪。经过多年考察，人们对国有企业长期低效亏损的根本病因的看法渐趋一致，即产权归属不明，财产权利的私人化与财产责任的公有化既是国有企业低效率的根由，也是国有资产大规模流失的原因。因此，十五大决定，对那些已不产生社会效益，同时又不具备经济效益的国有企业实行非国有化改革。可以说，十五大对国有企业改革方针的确定，既是社会实践的必然结果，也与理论界的长期努力探索有关。但在此情况下，不少地方的政府官员却又进入了另一个误区：只要将国有企业尽快出售，就可以改变其低效率状态。他们忽视了另一个事实：目前中国正面临经济结构调整的关键时期，无论是何种所有制企业，现在都面临绩效提高的问题。产权重组（亦即所有制改革）只改变了企业的激励机制，却并没有给企业从根本上创造出一条生路。决定企业“生”与“死”的是由企业产品决定的企业绩效，也就是说，企业只有通过产品在市场上竞争，不但要拥有一定的市场占有率，还要保持一定的利润率，才能使企业在市场竞争中获胜。而企业如何才能生产出市场需要的产品，则与企业的治理机制有关。也就是说，在我国经济结构性矛盾日益突出的今天，为改变财产权利与财产责任相分离而进行的产权重组只是为企业生存提供了基本条件，提高竞争力，促使企业改变自身的治理机制更是关键因素。这一点有事实为证，自1998年开始，亏损、倒闭的不再是国有企业，市场经济的天然之物——民营经济特别是私营经济也开始大量亏损。大量民营经济的滑坡，对整个民族经济将是一个巨大的打击，其影响可能超过国有企业改革所造成的波动。部分敏感的经济理论家已发现，中国经济的核心问题很快就不再是国有企业的改革（因为这已经形成共识并落实为行动），而是中国经济结构的调整，这就是90年代发展起来的超产权理论的大背景。 中国在不少企业还未对产品主导型经济完全适应，就被世界拖拽着进入知识经济时代 中国的经济结构面临调整，这就使中国的企业面临相当严峻的挑战。回顾中国经济改革20年，就会发现中国的企业发展导向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自1978年至1993年，这一阶段是商业活动、商业资本主导经济活动时期，商业活动获利最大、最快，主要表现为地区间的商品交换。到了1993年宏观调控以后，企业发展进入另一个阶段，即产业资本主导经济时期。这一阶段商业活动的平均利润下降，产业企业获利能力大大增加，为商业企业所不能比拟。凡以产业为主导的地区经济，如广东、浙江、苏南等地区，这一时期都获得长足发展，而以原料与市场为主的地区都渐渐落后，地区差距更形扩大。但到了1997年，中国经济发展出现了新变化，其中最主要的变化是买方市场的出现，市场产销率长期徘徊在90%上下，持续20年的经济高速增长之后，增速放缓，市场热度减弱，经济结构失调表现更为突出。在市场竞争日趋激烈的情况下，我国主要依靠行政手段建立起来的产业，日益暴露结构不合理的弊端，许多企业和产品缺乏竞争力，如钢铁、机械、化工等传统产业，产量大，但一般产品过剩，技术含量高的产品如特殊钢材、数控机床、高效复合肥料等却仍需进口。趋同的地区结构仍在发展，这情况不仅限于原来的传统工业，在这20年内兴起的摩托车、汽车、家用电器等行业内情况一样严重。这些情况不但出现在国有企业，还出现在私营企业，一些中外合资企业也陷入类似困境，如基本上是中外合资的集装箱产业，就已出现被称之“巨鲸集体自杀”的现象：不断上马的集装箱生产厂家令中国稳坐该行业全球第一把交椅，但因产品大大供过于求，同行之间只好割喉竞价，企业负债累累，买家资产贬值，最后市场各方都成了输家。各地一批有代表性的私营企业由于盲目扩张，超额举债，经营陷入困境。服装、饮料业、电器产品业、房地产业、餐饮业困难更大，这些产业大多是种低水平的供给，相对于日渐成熟的消费者来说，这种低水平的供给已远远不能满足需要，大量商品积压。以产业为主导的经济只风光了4年，就现出颓势，不能不归咎于当初在各地产业布局时太多地使用行政手段。然而现在的中国已不是孤立于世界之外的经济孤岛，世界经济的发展已容不得中国在“交学费”中慢慢调整步幅。到了90年代，一个数据告知国际社会：知识和技术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已高达90%以上，世界已步入知识经济时代。中国在不少企业还未对产品主导型经济完全适应，正在步履蹒跚的学步状态下，就被世界拖拽着进入知识经济时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