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最终实现共同富裕”是邓小平经济思想的重要内容，党的十五大报告也明确提出“依法保护合法收入，允许和鼓励一部分人通过诚实劳动和合法经营先富起来”。然而，由于现实中个人收入分配悬殊，地区收入差距扩大，有人对“共同富裕”产生了怀疑，群众对先富与共富的关系，致富采取什么样的途经感到茫然，我们怎样理解“共同富裕”理论的正确性与实际操作中的偏差，以更好地处理先富与共富的关系，是必须解决的问题，笔者就此谈点粗浅的想法。 （一） 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是我们探索改革开放的必然结果。 改革开放是一种探索，也是一种试验，每个改革方案的出台都经过试点，取得成功经验后再向全社会推广，这样可以减少盲目性，可以减少社会的震动，而每次试点都选择条件比较成熟的行业或地区、城市，往往是这些改革开放先走一步的地区和个人最先获得改革的成果，先富起来。邓小平同志说：“改革开放是个很大的试验”，“我们的整个经济特区也是一个试验，从世界的角度来讲，也是一个大试验”。（《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133页）“深圳特区是个试点，路子走得是否对，还要看一看，它是社会主义的新生事物”。（《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130页）正是改革开放的这种探索性、试验性，我们必须“摸着石头过河”。这么大一个中国，如果某项新的政策没有经过试点就在全国展开，很难预料会是什么后果。因此，我国政府最先确定了四个经济特区，然后推广到沿海14个城市作为沿海开放城市，沿海地区成为改革开放的前沿，也成为最先富起来的地区。邓小平同志总结特区的经验，说“那一年确定四个经济特区，主要是从地理条件考虑的。深圳毗邻香港，珠海靠近澳门，汕头是因为东南亚国家潮洲人多，厦门是因为闽南人在外国经商的很多。……”（同上，第366页）这些有地理优势，被选作改革开放试验区的地区，先走一步，先富起来，尽管享受了一些优惠政策，但作为改革开放的前沿地带，他们成功了，富裕了，说明我们的路子对了，起到了带头致富的示范作用，鼓励了全国人民深入改革，扩大开放的勇气和信心，符合我们党改革开放政策的初衷。 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是从打破平均主义鼓励个体经营开始的，农村率先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工厂实行工效挂钩、承包经营，在个人收入分配上真正“按劳分配”，拉开差距，奖勤罚懒，效果很好，一下子调动了农民、工人生产的积极性。到80年代中期我国的工农业产品大大丰富，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迅速提高，农村出现了“专业户”、“重点户”、“万元户”。“过去我们搞平均主义，吃‘大锅饭’实际上是共同落后，共同贫穷，我们就是吃了这个亏”。（同上，第155页）农村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在短短几年内解决了我国长时期以来未能解决的温饱问题，农业生产产量大大提高。但是，在具体操作过程中，各个地区也不一样，有些地方的干部持怀疑态度，等待观望，一些人“观望了一年，有的观望了两年，看到凡是执行政策的都好了起来，他们就跟着走了……所以，改革的政策，人们一开始并不是都能理解的，要通过事实的证明，才能被普遍接受”。（同上）正是因为不同的人，不同的地区对改革的理解、把握、接受程度不同，效果也不一样，实行承包经营在各地区、各单位情况不一样，在我们党确立鼓励个体经济、私营经济发展的政策后，各地的情况更不一样，差距更大了。一些地区还在姓“社”姓“资”的问题上绕圈圈，一些地区的私营经济就已经迅速发展，占据了“半壁江山”，一些最先富裕起来的个体户、私营企业主成了带动一方致富的领头雁。党在确定了私营经济的合法地位后，广大人民群众吃了定心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了，人民的生活水平也普遍提高了，这是不争的事实。更重要的是，党的富民政策深入人心，坚定了广大群众对改革开放的信心。 （二） 然而，在改革开放的进程中，法律政策不完备，管理上也存在疏漏，使一些非法经营者牟取了大量的非法收入。有的人一夜之间暴富起来，一些人的钱来得容易，去得也容易，斗富比闲，一掷千金。而一些诚实劳动、合法经营的人辛勤劳动，所得不多，如果加上各种收费、摊派，更是积累不了多少财富，因此，出现了社会心态的失衡。为什么劳动不能致富，非法经营、投机取巧却不受法律的制裁？人们开始怀疑“诚实劳动”、“合法经营”是否真能致富。人们不禁要问：先富起来的人到底是一些什么样的人？靠什么富起来的？这个问题到了非解决不可的时候了。 我们知道，改革开放十几年来，尤其是近几年来，人们普遍开始重视物质利益，而一小部分人为追求一时的利益不顾一切铤而走险，搞非法经营，制假贩假，投机走私；一部分干部搞权钱交易，贪污受贿；一部分单位和个人偷税漏税，想方设法抓收入。给人的感觉是“见钱就捞”，“捞一把就走”。这些单位和个人，凭借手中的权力和特殊地位或钻了政策、法律的空子，尽管富了，他们不是靠诚实劳动、合法经营，而是靠损害国家、集体或他人利益，他们积累了个人的财富，是因为掠夺了社会的财富，不是我们党的政策鼓励的那种“先富起来”的人，因此，必须禁止，必须取帝，否则，不足以长正气，不足以安民心，不能保证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入开展。正是看到了这些丑恶现象的危害性，我们党的十五大报告中指出要“取缔非法收入，对侵吞公有财产和用偷税逃税、权钱交易等非法手段牟取利益的，坚决依法惩处。整顿不合理收入，对凭借行业垄断和某些特殊条件获得个人额外收入的，必须纠正。调节过高收入，完善个人所得税制，开征遗产税等新税种。规范收入分配，使收入差距趋向合理，防止两极分化。”这充分说明，我们党有决心采取措施，使分配领域出现的不合理、不规范现象得以整顿。乘着十五大的东风，我国严惩了一批贪污腐败分子，取缔了一批非法经营的单位和个人，但是，这并不是一两次运动可以完成的，它需要不断地进行制度化、法制化的建设，必须常抓不懈。整顿不合理收入，取缔非法收入工作的开展，是我们正确处理先富与共富关系的重要前提。只有真正规范了收入的分配，诚实劳动、合法经营才真正得以鼓励，才能为社会创造更多的财富，才能保证在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基础上实现共同富裕。否则是一部分人富裕必定会使另一部分人贫困。 当然，这些不良现象并不是普遍的，而只是局部的存在。普遍来看，人民收入水平提高了，实际生活水平也提高了，正如小平同志所说的，“总的来说，除了个别例外，全国人民的生活，有了不同程度的改善。当然，在改革过程中，难免带来某些消极的东西。只要我们正视这些东西，采取针对性的坚决步骤，问题是不难解决的。”（《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155页）有问题并不可怕，只要我们正视问题的存在，而不是回避问题，包庇问题，问题就有可能得以解决。在这点上，我们党和政府的态度是明确而坚决的。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我们的法律体系不断健全和完备，坚持“有法必依，违法必究”的原则，廉政建设，惩治腐败的工作也走上了法制化的轨道。因此，我们有理由相信，“诚实劳动、合法经营”会成为广大人民群众致富的正确途径，一部分先富起来的人会带动广大群众走向富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