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艺谋的电影真是越拍越美了，美不胜收，美得让作家邱华栋“感动”，美得只剩下美了！这样说似乎有欠公允，但影片的确在营造美感这方面给我们留下了深刻印象。现在回想起来，影片中有很多段落拍得确实非常美，美得令人难忘，闭上眼睛，那些优美的画面就会浮现出来，赶也赶不走。 这是一种由影像、音乐、色彩、画面、人物、环境、气氛等诸因素综合完成的诗意的美。在这里，影片的美可能只表现在风格上和技巧上，而并不反映艺术与现实的真实的关系。不过，这种风格的和技巧的美倒不一定就是空洞的，张艺谋的圆熟是他知道这种美一定要有“情”作为内容。就像影片为我们表现的，“我”的父亲母亲之间的爱情，使空洞的银幕变得异常充实了。甚至，这种爱还有可能溢出银幕，充实于天地之间，让每一个观众都为之感动。 应当承认，张艺谋在“情景交融”这方面做得是非常不错的，他非常地将残酷的历史和现实变成了我们的审美对象，变成了可以欣赏和把玩的东西。从现实性的角度来说，张艺谋的这种新美学观也许反映了观众的一种需求，90年代越来越干涩和贫瘠的心灵也许真的需要审美的滋润和滋养。但是，当我们试图进一步探求审美背后的精神意义的时候，《我的父亲母亲》便把这种探求给冲淡了。 事实上，对于审美的盲目崇拜和津津乐道正在使我们丧失对张艺谋的警惕。如果说，审美的风格和技巧在“第五代”早期的那些影片中确实具有革命性的内涵和意义，至少在使电影艺术摆脱政治话语的限制而获得某种自由这方面，他们的电影发挥过不可替代的积极作用的话，那么，我们也要看到，在审美的逻辑终点上，艺术空间往往被设定为与现实历史无关的“诗化乌托邦”。就像张艺谋在影片《我的父亲母亲》中所做的那样，招娣与骆老师的爱被导演赋予了一种诗意的美感，而这种美感并不揭示主人公在现实生活中的关系，反而遮蔽了这种关系，因此也就同时遮蔽了这一关系本身所包含的意义。张艺谋固然不会完全回避这一恋爱关系的现实性，他在影片中特别写到了“反右”这一历史事件对这一恋爱关系的影响，但和这种超越时空的爱相比，“右派”身分对这对恋人未来的影响又算得了什么呢？所以，对于影片中所表现的那个世外桃源的人间仙境，我们也不必感到意外而大惊小怪了。 张艺谋是喜欢标榜自己的真诚的，但在这一点上他似乎并不真诚，他很知道自己应该做什么以及怎么做。其实，自古以来，“乐而不淫，哀而不伤”就既是诗学的标准，又是现实的政治策略。这种两面性，张艺谋在影片中有超水平的发挥。这使得张艺谋的影片带有某种装饰性，人们会误以为他是忠实于艺术的，其实不然。在这里，有必要区别艺术和审美的界限。艺术是不可以单纯归结为审美活动的，因为，艺术还有一个非审美的维度。审美和艺术固然都是一种对社会历史做自由超越的冲动，然而，审美的自由超越其目的在于解脱和消遣自适，其状态是物我两忘的怡然自得和自我陶醉，其本质在暂时遗忘我们身处的现实关系而进入乌有之乡。艺术则不然，艺术的自由超越的目的在于重新介入社会历史，去除俗常之蔽以恢复洞见和更高的人生关怀。其状态应该是震撼、醒悟、恢复记忆以及痛苦之澄明，其本质在于重建自我与世界的关系。恰恰由于对艺术和审美的这种认识，我想，我有理由对张艺谋的这部作品持保留态度，并提出我的质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