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个版本求个性 《荆轲刺秦王》可能创造了一个吉尼斯世界纪录：一个大投资的商业电影弄出了三个版本。一个是1998年10月8日人民大会堂版， 这个版本只公开放映了一场（这也是纪录）。这个版本只有几千人看过，国内的恶评如潮大多是基于这个版本。据我估计，到现在为止大陆说已经看过的人大多数看的是日本版，带日文字幕的，是用VCD 机看的盗版光碟。 从1999年8月6日开始，国内观众才开始在电影院里看到供大陆放映的电影版本。这就是用字幕分为五个章节的《荆轲刺秦王》。 《荆轲刺秦王》是一部国际投资的商业大制作。8月13 日的《文汇电影时报》报道陈凯歌说“直接投资6千万元上下”。 然而导演把它拍成了一部充满了个人解释、哲理思辨的艺术电影。从陈凯歌自己对创作观念的公开表述和影片的总体形态、叙事肌理来看，三个版本的《荆轲刺秦王》都更接近一部探索性的先锋电影。影片在电影语言上十分追求个人化、独创性，在历史解释上绝对地为己所用，为今天所用；在叙事方法和人物描写上也随意差遣，追求惊人之笔。 这里，我看到《荆轲刺秦王》的话语体系在精英意识和大众文化、商业运作规律拉扯下出现了巨大的分裂。 商业电影的基本吸引力是叙事方法、视听奇观和基本的人道理念。一部电影为世界许多地区的人们所喜爱，其最基本原因不是闪闪发光的大堆金钱和电脑特技，而是能被大多数人理解的人性思考。商业影片的哲理思考和批判只能在现存的人性认识和社会分析上往前多走半步。 但陈凯歌似乎对这些规律不肯认同或不善把握。一方面，陈凯歌认为“艺术与现实生活无关”，“电影就是很多人在一起做一个梦”；另一方面陈凯歌在这部影片的创作中却充满了文化创造的使命感和一种为今天寻找文化解决方案的宏大动机。 就艺术形态而言，我从影片中看到的是一种保持独创性的坚定追求和对这份执著追求的自信和得意。从这一点来说，《荆轲刺秦王》更接近于陈凯歌自己的《孩子王》、《边走边唱》。看来，导演更愿意回到《霸王别姬》之前的自己。这让我想起了《洛丽塔》的作者纳博科夫，有人评论他的六部小说是一个风格，做的是一个东西。他说别的文学家都模仿他人，所以有很多风格，他只模仿自己。纳博科夫的后半句话应该是：我是天才，所以能够做到只模仿自己。我对这种持有绝对自信的天才艺术家是小有敬意的。但是，在一部投资巨大的商业电影中过分追求独特性、个人化会不会有点产销不对路？会不会有违职业规范？一些记者在采访时钉着陈凯歌问“你不怕观众看不懂吗？”也是在礼貌地表示这层意思。 两种思维有哲学 当代中国大陆最具有语感的文学家有两个，首先是王朔，再有一个是阿城。他们的作品我可以只读几行文字就能感觉出来作者是谁。还有一个十分有文学语感的艺术家就是陈凯歌，读他的剧本和其他文字，我能看到十分明显的文气，这种文气具有鲜明的作者签名。 陈凯歌的文字与阿城的语感很有些相同之处，但思想要比阿城宏大得多，抱负要比阿城伟大得多，哲理性的思考也显得深沉得多，但缺点就是这些思考过于独特。早在陈凯歌拍《孩子王》的时候，我就觉得他这种保持个性的天才和哲理表述的热情与电影的形式特性有分离，可能造成艺术思维和作品元素的分裂。就思维语言来说，他好像更富有文学的天赋和哲人的深沉抽象。 在这部影片的创作中，陈凯歌对当代中国投入了极富哲理的期望。他在报上说“我觉得现代中国人和古代中国人有本质的不同。比如古人的养气、礼仪、尊严都是今人欠缺的，令我肃然起敬，我拍他们是想建立心目中的理想世界。” 陈凯歌在宣传这部影片时说的话更清楚地表达了他的许多雄才大志和固执信念。他在不拍片时说的话如此之多，以至于1998年11月17日《北京青年报》上的一篇访谈竟以《陈凯歌新片图穷谈锋匕首见》为题目。陈凯歌在答记者问的谈话中表现出巨大的使命感：“我们不能让中国几千年的文化被‘汉堡包文化’所取代。我们的文化影响曾经遍及亚洲，但如此深远的文化如果在我们手里完全丧失掉，我很伤心……我相信《荆轲刺秦王》会对国内外观众产生一种文化上的影响。过去我们一直讲国威远及四海之外，指的是什么，就是它的文化影响。 “而我们其实是用这样一个故事来对中国的兴起和振作做了一番表达。” 这类表示远大理想的话我多少还能明白，陈凯歌的另一些话我根本读不懂：“并不是在历史与今天之间找不到一点儿联系，共同点是存在的。比如秦王嬴政在当时小国寡民的情况下，就提出了大一统国家构想，这和我们今天共同处于地球村的现状，是多类似啊。” 我怎么也看不出秦始皇那充满血腥味的封建专制主义宏伟抱负，与今天人们关于“地球村”的概念有多少共同之处。看得出来，陈凯歌对今天中国人的活法和文化是有些不满的，对中国几千年文化的衰微更是忧心忡忡。可他的概念体系和思想资源就是建筑在“王”、“臣民”、“王应该爱天下的人”、“天下的人也都爱你”（赵姬语）这一类概念系统之上， 从秦王称帝那一年算， 就是这种话语至少维持了中国社会2170年的超稳定结构。 其实，我不应该奇怪。陈凯歌的思想是一以贯之的。他的思想有强烈的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色彩。早在拍《大阅兵》时，他就有这样的宏大信念：“我们民族千百年来饱受外来欺凌，就在于人民内部的不团结，在百废待兴的时代，每个人只有聚合起来才能形成一个统一的力量和步伐。虽然阅兵本身没有什么更值得介绍的，但它正是由个体组成了群体的方队，方队就是显示了群体的力量，表达了一个民族的精神……为了民族、国家的利益，克服个人的不足，这在今天的社会里仍然是很需要的。在《黄土地》中有复兴的力量，在《大阅兵》中又具体体现出来了。如果我们每一个人不去努力就不可能汇成集体的、民族的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