繁荣，对于中国电影的现状来说是一个久违的字眼。 1998年，截止年底，通过审查的影片只有40部，这与国产故事片产量135部的平均年产量有很大的差距， 远远不能满足日益增长的电影市场需求量。在更多的时候，全国的影院不得不放映复映片，让观众在新片匮乏的状况下获得“享受”。当然，在1998年，观影人数继续下降，制片、发行、放映的机制矛盾依然十分突出，国产电影在进口电影逼迫下呈现信誉危机，管理观念落后——这一切，都显示出中国电影的困境。 但是，中国电影曾经繁荣。由于社会政治的影响、电影政策和知识分子政策的变化、电影机制的改革，在1959年和1963年， 在1979 年和1984年，在1996年的长沙会议之后的一段时期，中国电影的繁荣一度让人瞥见电影的曙光。在当前的背景下回顾这几个历史上的黄金时期，显得颇有意味。 难忘的1959年 新中国初期的电影创作是新中国以前左翼电影、抗战电影、东方人文电影所积累的优秀传统的合理延续，并且由于“人民中国”的建设热情而获得了水平的提高。1949年7月，在解放全中国的进军号中， 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一次代表大会召开，国统区和解放区的两支电影力量会合，形成了新中国电影创作的基本队伍。建国前后，在党的领导下，1946年东北电影制片厂（长春电影制片厂的前身）成立，上海电影制片厂（1949）和北京电影制片厂（1949）也相继成立，加上1952年八一电影制片厂的成立，使电影创作的繁荣获得了坚实的基础。 1956年，电影的繁荣已经显露端倪。1956年5月， 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文化、科学方针，指明了电影事业的发展方向，《祝福》《上甘岭》、《女篮五号》的出现正是电影创作者热情的表达。从1956年到1959年，虽然有1957年的“反右扩大化”运动和康生掀起的“拔白旗”运动的干扰，由于党中央及时纠正偏差，电影艺术仍然在曲折中前进，并且终于在1959年国庆献礼的时候推出了许多优秀的作品。 “二·七”大罢工中施洋演讲的激越、林道静面对党旗的虔诚、边疆少女的青春情怀在建国10周年的影片中留存，也构成我们对第一个繁荣时期的影像记忆。《风暴》、《青春之歌》、《五朵金花》、《万水千山》、《林则徐》、《永不消失的电波》、《战火中的青春》、《林家铺子》、《老兵新传》等18部故事片，标志着我国电影创作进入了建国以来的第一个高峰时期。 1963年电影高峰的出现是有一定的曲折的，在《李双双》、《兵临城下》、《冰山上的来客》、《红旗谱》、《早春二月》、《革命家庭》、《英雄儿女》、《农奴》出现之前，周恩来和陈毅在两次会议上的讲话为这次电影高潮的出现铺平了道路。第一次是1961年6 月的文艺工作座谈会和故事片创作会议上，周恩来明确指出“文艺的教育作用和娱乐作用……是辩证的统一”。这个讲话是毛泽东文艺思想的重大发展。陈毅在全国话剧、歌剧、儿童剧座谈会上解决的则是另外一个问题：知识分子政策的重新阐述。按照他的讲话，知识分子被摘掉了“资产阶级”的帽子，“左”的思潮对电影创作的禁锢和束缚被打破，创作人员的热情重新振作起来，1963年的电影创作高潮应运而生。 电影的春天 1977年到1994年，中国电影的产量是2121部，而这与“新时期”带来的活力是密不可分的。 1984 年建国35 周年的电影纪念活动， 是对1949年以来电影的回顾，是对1979年改革开放以来电影的检阅，又开启了整个80年代电影在社会功能、语言探索和电影格局方面的源头。在结集出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影事业三十五周年：1949—1984》和此后的许多论文中，诸如电影机构的设置、电影技术、艺术方面的问题和“代”的问题、中国电影现代化的问题同样被提及。中国电影的理论与实践，在这个时段达到了完美而深刻的统一。 《斜塔：重读第四代》（戴锦华著）和《茫然失措中的生存竞争》（王一川著）从文化研究的角度充分剖析了新时期电影在文化和社会效应上的成就，反映出特定历史时期人们对电影的启蒙功能的期待和创作主体社会参与意识的高涨。实际上，是三代、四代和五代在80年代的交相辉映，使新时期电影呈现出繁荣的局面。《小花》（张铮、黄健中）、《生活的颤音》（杨延晋）、《泪痕》（李文化）是四代初期的作品，而《巴山夜雨》（吴贻弓）、《城南旧事》（吴贻弓）、《乡音》（胡炳熘）、《青春祭》（张暧忻）则是四代的成熟阶段。它们对文革遭际的控诉，对新时代的希望和寄托，清晰地勾画出一个电影和社会的春天的到来。 而《一个与八个》（张军钊）、《黄土地》（陈凯歌）、《猎场札撒》（田壮壮）、《红高梁》（张艺谋）、《最后的疯狂》（周晓文）则是中国电影第五代的代表作品。在电影语言上对造型的重视，在意义上对民族文化的近乎反叛似的反思，使第五代电影获得了“双刃剑”的称号。1979年，中国电影的观众群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年观影人数是279亿，是中国也是世界电影史上的奇迹。 这反映出刚刚经历文革的人们对于文化的厚望，也说明创作主体的主动选择使得电影的认识功能再度高涨。四代和五代的电影，是一代人的影像记忆，也是社会发展的艺术记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