辉煌多采的新时期电影图景中，最瞩目的一个历史现象是一批中青年电影导演群体在八十年代初期和中期应运而生，脱颖而出，并立即成为新时期前十年电影创作舞台上的主角。（这里的“中青年”概念，约定俗成的说法，即指“第四代”与“第五代”导演）我总觉得，由于特定历史条件的关系，也由于第五代导演横空出世之突然，转移了注意力，而遮掩了第四代导演群体的历史形象，所以便产生了对第五代评价过头，而对第四代评价不足的历史偏颇现象。把这两代创作实绩及其艺术创新贡献置于中国电影史的长河中来考察，就会看得更加清楚。 第四代导演群体在新时期所开辟的电影创新之路，有人称之为“中国电影的转折”，有人称之为“中国电影的复兴”；我则认为这是一场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电影艺术创新运动，在中国电影艺术史上具有深远的意义。 所谓第四代导演，主要是指六十年代前半期从北京电影学院毕业的科班电影人，通常被称为“学院派”的群体。他们有：吴贻弓、张暖忻、胡炳榴、谢飞、丁荫楠、郑洞天、滕文骥、王好为、黄蜀芹、王进、颜学恕、韩小磊、詹相持、高天红、周康渝、陈家林、李前宽、肖桂云、陆小雅、段吉顺、傅敬恭等；还有北影厂培养的黄健中、西影厂培养的吴天明，上海电影学校培养的宋崇、毛玉勤，以及上海戏剧学院毕业的杨延晋等。他们中的人多数，在学院进行了系统的电影艺术课程的学习，观摩赏析了大量世界经典名片，如前苏联的《战舰波将金号》、《夏伯阳》、《母亲》；意大利新现实主义影片《罗马十一时》、《偷自行车的人》、《她在黑夜中》；以及美国的《摩登时代》、《公民凯恩》、《翠堤春晓》等，并阅读了大量翻译的外国电影艺术理论著作。特别是在大学生动活泼的艺术探讨天地中，培养了大家艺术创新与探索的精神，从而打下了比较扎实的艺术功底，这是未经过系统电影专业学习的中国前三代大多数导演所不能比拟的优势。他们毕业后，又都跟随老一代导演进行过数部电影拍摄的艺术实践，使他们课堂学的艺术理论与创作实践得到结合。如吴贻弓跟随孙瑜、沈浮、吴永刚拍片，从这几位老艺术家身上学到了许多宝贵的导演艺术经验。打下了坚实的导演基础。张暖忻跟随桑弧、谢晋拍片，在艺术实践中学到了大学课堂所学不到的东西。黄健中在崔嵬亲自指导下，导演艺术素养得到很大提高。郑洞天曾获得沈浮、岑范的热忱指导，令他终生怀念不忘。再加之，这一代导演都有进工厂、下农村劳动锻炼的经历，使他们积蓄了丰富的生活体验。尤其十年“文革”，使他们的信仰和青春遭到挫折，从而加深了他们对社会人生的思考，以及对国家民族深沉的忧患意识。所有这一切，也是同属于“学院派”的第五代导演们所不能企及的。 第四代导演群体，是被耽误的一代，历史无情地夺走了他们风华正茂、意气风发的青春年华。蓄势待发，一旦“天时地利”，便会大显身手、大放异彩。他们也确是幸运的一代，虽然人到中年，却获得了百载难逢的机遇；中共中央十一届三中全会掀起的思想解放运动，及全国第四次“文代会”的召开，“二为”方向的确立，“双百”方针的重申，真正结束了“以阶级斗争为纲”、“文艺为政治服务”等违背艺术规律的历史，使第四代导演在前所未有的艺术探索自由空间里，天高任鸟飞，海阔凭鱼跃，他们蕴蓄已久的创作激情全部迸发了出来，是时代使他们成为中国电影艺术史上承前启后的一代，继往开来的一代，探索创新的一代，开创中国电影新时代的一代！ 1979年，是第四代电影导演群体从电影理论到创作实绩以锐不可挡的全面创新姿态崛起于中国影坛的起步之年。 在理论上最具有历史意义的是张暖忻与李陀在《电影艺术》上发表了《谈电影语言的现代化》的长篇论文，以空前未有的理论锋芒对中国三十年来的电影观念提出了全面挑战。指出长期以来，我国“文艺创作上只讲政治，不讲艺术，只讲内容，不讲形式，只讲艺术家的世界观，不讲艺术技巧的倾向”，“不断得到滋长，侵蚀我们的文艺理论，危害我们的艺术创作”。呼吁大家要“理直气壮地、大张旗鼓地大讲电影的艺术性，大讲电影的表现技巧，大讲电影美学、大讲电影语言。”论文通过对世界电影艺术语言的变化和发展的回顾，感慨道：“洞中方一日，世上已千年！”深感“今天的中国电影，与世界现代电影艺术水平的距离大大地拉开了。”表现手法上显得“停滞”、“落后”、“陈旧”。从而得出结论：“为了尽快地发展我国的电影艺术，我们必须自觉地、尽快地对我们的电影语言进行变革”；“我们应当十分注意世界电影艺术的电影语言的新发展”，“大胆地吸收现代电影语言中一切有用的、好的东西”，“为我所用”。论文并对六七十年代以来现代电影语言的发展趋势作了介绍，如关于意大利新现实主义电影、法国“新浪潮”电影在叙述方式上摆脱戏剧结构、关于巴赞“长镜头”理论、关于新的电影造型手段、关于对人的心理、情绪等新的表现领域的探索。这些大大开阔了人们的视野、启迪了电影意识的普遍觉醒。这篇论文打破了电影艺术探讨长期沉寂的局面，引起电影界广泛的关注。《电影艺术》编辑部召开了电影语言现代化问题专题座谈会，引起很长一段时间的热烈讨论。特别是，这篇论文强烈地感应了整个第四代导演人的心灵，它如一面旗帜，昭示大家以强烈的使命感，共同投入这场电影艺术创新的运动。因此，这篇论文被人们称作“第四代的艺术宣言”。之后，张暖忻又提出了“电影新观念”的课题，这实际上是上述讨论的延续和深化。这些充分表现了第四代电影导演高度的理论自觉和成熟，这必然深刻影响着他们的创新与创作面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