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晓丹1932年从影，经历不同时代，视电影有无穷的天地，永无止境的追求，年逾古稀，还有蓬勃充裕的精力，适应新的时代，主动请缨出外景拍片。到80岁上，人问今后有何愿望，他不假思索地答道：今后还想工作！ 汤晓丹是脚踏实地一步一步地走过这多年的路程的。他接触生活较广，人生感极强，执著于电影世界的内涵表达，执导影片较多，从事的时期较长。以至他所观望的世界逐渐地较为固定，甚至已有了模式。但他的不同时期的不少影片，都是观众所热烈欢迎的。真是视之惟恐其易尽，仿佛他的影片需要一部接一部不断问世，才能满足广大观众的贪欲。他时逾60载的导演生涯，贡献是相当大的。我们面对他过去付出多少辛勤的劳动才能有的成果，除了应当致敬以外，还需要揭开他个人创作经验较为痛苦和丰富的层面，检视其代表性影片创作活动所呈现出来的不同方面的景观与信息，诚实地将其表达。我们不是一般地去肯定这样一位对电影事业一直怀着火一样热情的老电影艺术家，也不是仅仅为重读而重读，为回顾而回顾去做价值判断，为了理性的健全与成长，替流逝的时光作证，我们应读汤晓丹，重新回顾他曲折的电影道路。 在商业电影运作的薄刃上 汤晓丹天生具有成熟的电影艺术家的应有素质。他绘画出身，又是个讲故事的能手，一头扎进“天一”这样的电影公司里，让人很担心他会成为一个游刃有余的超级畅销的商业片大导演。1933年首次执导粤语戏曲片《白金龙》，便轻松地得到了他的荣誉。他的成功似乎首先是商业上的。拍摄速度惊人，不到20天的时间，可谓破纪录了。加上后期剪辑、印出拷贝，前后也不过三个月时间。拍成后、先在广州、香港、澳门、新加坡等地上映，后又在上海隆重推出，观众反应热烈。《邵逸夫传》说：“一部《白金龙》，便给邵醉翁创下百万的票房价值，堪称奇迹。 这是汤晓丹身兼导演、布景、剪辑三职完成的一部影片。剧情化，时装化，豪华布景，以及一些喜剧噱头，契合了市民观众的心理。虽然取得极佳成绩，但当时的他，对于影片演绎的这么一个门当户对的俗而又滥的爱情故事也不满意，而且，初遭电检会无情的大剪刀（虽然仅仅是对于歌词内容，略有删改），也使他不能不深有所感、所悟，认真考虑在这个变化莫测的行业中自己未来事业的命运。 当然，对于年轻的汤晓丹说来，容他做认真充分考虑与选择的时间并不多。他只能通过不断的实践，设计他一生的人生画卷。事实上当时他自己的世界并未完全掌握在自己的控制之中。老板使他有电影在拍，即使低成本、小投入，对他也是一种不断的学习、造就，至少，从生存的意义上，也给了他从业的机会。他懂得珍惜。而由此，他也牢牢确立了一个信念：电影是非常大众化的消费。 不能忽视大众趣味。更不是只有精英们肯定的“大众性”才是真正的大众性。为弱者洒一掬同情之泪，寄托一个英雄梦想，引发一种深心里的共鸣，等等，运用长久以来约定俗成所认可的电影语言，为大众讲述一个个出奇制胜的好故事，就会受大众欢迎，就能富有生命力。 作为下一部电影，天一老板交给年轻的汤晓丹的是《飞絮》，再接着是《飘零》。关注社会底层的边缘人物，叙述一个来自农村的不幸的弱女子的命运，成为这两部互有关联的无声片的主题与“卖点”。汤晓丹对光、影、布景精心设计，以颇为独特的方式批判了时代和社会。“《飞絮》的剧旨，是在抨击重男轻女的封建思想、五行八字的迷信观念和婢女养媳制度的存在，所以《飞絮》在表面上，似乎在叙述一个不幸的弱女子，骨子里却在暴露封建社会的恶势力。”（注：引自汤晓丹《路边拾零》，山西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第50页。）《飘零》展示女主人公秀贞的最后命运，像一片秋天的树叶，飘落了。“在片子的末了，一条字幕告诉着观众，剧中女主人的受害以至于死，是‘这万恶的社会害了她’的。“（注：黑星《〈飘零〉评》，《晨报·每日电影》，1933年11月27日。）两部影片中的女主人公的遭遇，为什么这样？问题被引到社会与思想上的结论上来。当时的一篇评论，甚至还特别注意到：“我们设对天一影片公司过去的作品稍一检讨，便可知道，他们只是一贯地注目于城市中等以上的家庭中的各种不同的纠纷——关于恋爱、婚姻、遗产者几占该公司全部出品之绝对多数。现在，竟一转其目标以至于农村社会，这也许是值得欣慰的事。”（注：常人《〈飞絮〉评》，《晨报·每日电影》，1933年9月15日。）确实， 对电影创作者抑或电影公司说来，进步的或是“先锋”的题旨与表达，在一定意义，也可以视作商业电影运作的一种策略。 《天一公司十年经历史》（注：载《中国电影年鉴》（1934），中国教育电影协会出版，南京，1935年。）写道：“在这风浪叠起，四周险恶的环境里，别家公司都在风雨飘摇里过日子，而天一却能始终稳固地站立着，……我们知道：时代在进展着，艺术也无时无刻不在进展着！我们更知道：艺术是永远无止境的，事业也永远是无止境的！”天一公司走商业电影之路，当然不会忘记时时以自求上进的思想吸引并紧抓观众。它先后邀请洪深、沈西苓、苏怡、许幸之、汤晓丹、吴印咸等参加工作，其意也在通过拍摄进步或比较进步的影片来获得利益。总之，不断求变、求“进步”，于经济上的好处，是很显然的。40年代战后时期的“国泰”等公司，也有相类的情况。（注：参见丁亚平《影像中国——中国电影艺术：1945—1949》。文化艺术出版社1998年版，第108—109页。）至于抗战时期，1949年以后，以及作为新时期电影的初起阶段等，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有相似的反映。因为毕竟，商业片、尤其是宽泛意义上的商业影片，往往要占了一个时期或阶段的那么大的比例，即使从电影艺术角度它们可能不代表当时最高水平，但从反映世道人心的角度，它们却是重要的，意味深长的，其价值意义不可低估。商业电影运作和反映世道人心，不仅往往不相悖逆，而且还是紧紧结合在一起的。汤晓丹的电影创作道路，一步一个脚印，非常执著。他从一开始，甚至是不惜走在其边缘薄刃上，他的创作活动在这方面所显示的潜力与某些征兆，具有着极大的提示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