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诗意 我们认为，新中国“十七年电影”总的美学特点表现为：浓郁强烈的政治意识、昂扬乐观的精神气质、倾向鲜明的视听语言和通俗平易的叙事风格；而其核心是政治与艺术的关系，从总体上讲，艺术是围绕着政治使命展开并服务于此的。今天，既应看到这一时期中国电影所带有的时代局限性（如宣传教化色彩、艺术的公式化和概念化等）；同时，也应该认识到其产生于这一特定历史阶段的必然性，并把它作为一种艺术文本的独特形态，在不存任何先验偏见的基础上，探讨其艺术上的独特之处。历史已经拉开了一定距离，我们可以用更为理性客观的态度，对这一时期的中国电影进行艺术分析。 新中国电影在美学风格上与此前的中国电影传统形成了鲜明的区别。首先在电影的艺术性质上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这主要是服务对象和服务目的的改变决定的。新中国建立之际，我国还是一个贫穷落后的农业国，当时全国拥有四亿五千万人口，却只有六百座电影院，而且集中在几个大城市。由于旧中国的电影票价与其他物价比较是相当高的（尤其是高档的影院，如上海的大光明影院，最高票价银元四块，约合大米两斗半），只有经济上较为富裕的市民及知识分子才负担得起，因此，他们成了当时最基本的电影观众，而普通的工农大众则很少有机会走进电影院的大门。（注：参见胡菊彬《新中国电影意识形态史》，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5年12月第1版，第75页。）在广大的农村， 农民们甚至根本就没有听说过“电影”这个词。从电影院的功能来看，观众花钱进电影院就是为娱乐而来，因此，娱乐性很强的好莱坞电影，占了上映节目的很大部分。此期的电影制片厂绝大多数为私营企业，盈利是其根本性目的。因而，电影的创作者将注意力集中到市民观众的兴趣上，左翼电影工作者虽然力求不迁就市民阶层庸俗的欣赏口味，然而，左翼电影的服务对象主要仍是市民阶层。 新中国建立后，政府提出了电影为工农兵服务的口号，电影观众成份发生了很大变化，工农成了观影主体；电影的表现和服务对象也随之发生根本性变化，反映工农兵生活、服务于工农兵观众，成为新中国电影创作的主要任务，城市市民观众渐遭冷落。建国初期，电影领导部门明确宣称，今后的创作将不再迁就或迎合城市市民；电影院的功能，也由娱乐性变为教育和引导民众的课堂。正如毛泽东同志提出的，文艺要“很好地成为整个革命机器中的一个组成部分，作为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有力武器，帮助人民同心同德地和敌人作斗争”。（注：《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48、871页。） 随着电影受众和电影服务功能的变化，新中国的电影决策者倡议建立新的电影语言体系，以适应新形势的发展。建国初期，新中国的电影队伍主要由两个方面组成：来自解放区的电影工作者思想进步，政治责任感强，但缺少必要的实际创作经验；来自国统区的电影工作者创作经验丰富，熟知观众口味，并擅长拍摄符合观众口味的影片。这两支队伍的会师本可以互相取长补短，共建一个良好的电影创作局面。但由于种种主观或客观的因素，来自国统区的电影工作者受到了一定的抑制，一大批来自解放区的新人成了新中国电影的主创人员，1949年生产的新中国最早的六部影片，导演以及摄制组人员绝大多数都是新的。 来自国统区的蔡楚生、吴永刚、郑君里等人，原本也都是思想进步的电影工作者，他们所熟悉的“过去上海的一套”之所以不合时宜，是因为新中国电影的美学精神发生了根本性变革，由对既有制度的批判转为对新兴体制的维护和歌颂。毛泽东同志也曾指出：“许多小资产阶级作家并没有找到过光明，他的作品就只是暴露黑暗，被称为‘暴露文学’，还有简直是宣传悲观厌世的。”他主张文艺向苏联学习，“苏联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文学就是以写光明为主”。（注：《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48、871页。）1951年，周扬在《坚决贯彻毛泽东文艺路线》一文中说到：“中国人民经过长期的艰苦卓绝的斗争，终于取得了今天的胜利，最后摆脱了过去生活的悲惨命运，开始建设自己的新的生活。旧的、黑暗的、悲惨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而我们有些艺术作品却仍停留在对过去悲惨生活的单纯的痛苦的回忆，而没有足够地描写出人民今天新的愉快的生活的实际和明天更美好的生活的远景。艺术作品记录人民充满血泪的生活和斗争的历史，是十分必要的，但不能让历史的痛苦的回忆过分沉重地拖累我们。”并提出：“目前文艺创作上头等重要的任务”是“我们的文艺作品必须表现出新的人民的新的品质，表现共产党员的英雄形象，以他们的英雄事迹和模范行为，来教育广大群众和青年”。（注：《坚决贯彻毛泽东文艺路线》，《周扬文集》第二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57、59页。） 歌颂光明与胜利的活力和乐观主义色调成为时代美学的要求，中国人的审美生活开始呈现出崭新的时代面貌。因而，新中国电影在美学精神上断然与以前的中国电影传统划清了界限，“人民电影在这种初期的实践中，固然不免带有不够完整的艺术表现形式，但要求思想内容之正确性与艺术形式上的大众性，健康性，则是丝毫不能折扣和动摇的”。如今看来，这种要求在当时起到了应有的历史作用，但其不加分析地一概排斥中国电影进步传统和经过艺术实践证明行之有效的艺术表现经验，则是片面的，既造成了中国电影传统的断裂，也使得新中国的电影决策者和创作者们，很少去研究观众的欣赏要求和心理，忽视了引导和提高观众的欣赏口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