站在新旧世纪交接的门槛上审视中国电影，蔚为大观的历史形态和颇为艰难的现实状况共同展现在我们面前。中国电影仍旧要面对严峻的现实，也会走出不小的困境迎来21世纪的新前景。在期待中国电影的新局面到来之前，理应真正的梳理传统，看清自己的处境，才能找到适应未来发展的路途。 中国电影在改革开放后取得了世人瞩目的成就，80年代开始大踏步地走向世界电影评奖舞台。世界最重要的电影节都有中国电影获奖的记录，比如以故事片大奖论：《红高粱》、《香魂女》获柏林电影节金熊奖，《秋菊打官司》获威尼斯电影节金狮奖，《霸王别姬》获戛纳电影节金棕榈奖，《芙蓉镇》获卡罗维·发利电影节大奖，《老井》获东京电影节大奖，《四十不惑》获洛迦诺电影节大奖，《血色清晨》获法国南特三大洲电影节大奖，《炮打双灯》获夏威夷电影节大奖等等。而各大电影节获银奖或其他奖项的不计其数。多部片子获得奥斯卡外语片提名。（此外香港、台湾电影获得重要电影节奖项，大陆违规送出而获奖的也不少）事实证明现代中国电影与世界电影的节拍接近已是事实。 还有，1994年陈凯歌被著名的法国“电影杂志”评为21世纪的杰出导演；95年蒙特利尔国际电影节纪念电影诞生100周年，请世界最著名的一批影评人评出本世纪世界十大最具成就的电影导演，张艺谋名列第7；1995年美国《时代》杂志评定10部95年世界最佳影片，中国导演的片子占了三部：第一是姜文的《阳光灿烂的日子》，第四是李安的《情感与理智》，第七是成龙的《醉拳Ⅲ》。 另外，在各个电影节不时传来中国人受邀担任评委的消息，陈凯歌、张艺谋、巩俐、张国荣、张曼玉、刘晓庆等等。 所以，上述例子说明，中国电影确实和世界电影的创作轨迹与节拍相近，内容为世界所关心，艺术达到世界电影认可的程度；同时证明中国电影达到了相对成熟的程度，其艺术特征也与世界相融合。 但不可否认的是，中国电影是以自己的特有面貌迎向世界的，这是一个不可回避的话题。人们指责走向世界的中国电影在展露中国的丑陋旧俗，批评曲意逢迎外国评委拍电影的导演，甚至说赢得大奖的中国电影丧失了中国电影的本土化特色。姑且撇开争论，我们依然要说，中国电影的成功之中恰恰是以中国传统的继承发展为条件的。以张艺谋为例，他为世人公认的出色之作如《红高粱》、《秋菊打官司》等，往往都是以娴熟的艺术手法所表现出中国电影艺术的特征取胜的，而颇被非议的“伪民俗”在某种角度说，仍然是以注重重视民族风貌为意图的。至于如《代号美洲豹》、《摇啊摇，摇到外婆桥》的不足或某种失败，不能不说是严重脱离民族传统优良因素的必然结果。 中国电影已然和世界电影不可分割，当代的中国电影已属于现代形态电影，但或隐或显，传统依然在起着作用，因此，有必要梳理一下中国电影的传统特征。 一、以现实主义为主导的艺术创作方法 中国电影在初创期尝试阶段的影片与现实的关系并不十分紧密，虽然第一部故事片《难夫难妻》（郑正秋、张石川，1913年）有对旧式婚姻制度的暴露，《黑籍冤魂》（张石川导，1916年）揭露了鸦片对社会的危害，但整个电影与现实的联系远不如对奇情趣事的关注来得密切。及至20年代，在汹汹来潮的古装、武侠片的洪流中，电影疏离时代政治，制造奇情幻境的状况已为文化界所不齿。 30年代开始转变与现实远隔的状况，与五四文化改革现实的要求相差几乎10年，中国电影伴随其初步成熟，也与时代政治接上了不解之缘。较好的一些影片大量表现出时代生活内容与现实主义艺术创作方法，象孙瑜的《小玩意》、《大路》，沈西苓的《十字街头》，程步高的《春蚕》、《狂流》，应云卫的《桃李劫》，袁牧之的《马路天使》，蔡楚生的《渔光曲》，史东山的《八千里路云和月》，蔡楚生与郑君里的《一江春水向东流》，郑君里的《乌鸦与麻雀》等。从中都能看到中国式的社会现实与思想状况。中国电影成为人生现实的真实反映。 中国电影的现实主义传统，包括： 1.贯穿思想，即反映现实疾苦，表现民不聊生的惨状，在情感上建立倾斜的天平，这从《狂流》，《神女》一直到50年代的《我这一辈子》、《农奴》，以及以后类似的中国电影中都不难找到脉络。 2.观照社会态度，即揭露与批判性，这种关照态度不是从改良的角度出发，而是愈来愈倾向于政治意识形态，它大体经历了中国式现实主义的从隐性批判到显性批判的过程，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则一目了然。所以，现实主义传统被运用于缺少批判力度的影片时往往会削弱感染力，何止是电影！ 3.表现现实矛盾的手法，即以阶级角逐、善恶群体的对峙来表现，如《大路》、《一江春水向东流》，对抗性的矛盾冲突使现实主义影片剑拔弩张，即或是《乌鸦与麻雀》，隐喻的意味也是政治对抗性的。 这种现实主义传统所造就的电影反帝反封建性，紧紧跟随时代的脉络：如民生疾苦、抗战对敌、揭露黑暗等等，它使中国电影具有鲜明的时代性，也有相当的负重感与悲剧性，典型如《一江春水向东流》，思想内涵的深刻成为一种可能。 现实主义手法而不是其它艺术手法，成为中国电影在30年代达到相当成熟的程度，并成为中国电影的优秀传统，在不同的历史转折期，现实主义方法已成为一种观念的要素，30年代以夏衍《狂流》、《春蚕》的现实主义破解了中国电影的浊流，迎领一代风气；文革后扭转电影观念的还是《邻居》等为代表的现实主义回归；张艺谋一度“中兴”的是《秋菊打官司》。外国有人认为从夏衍《春蚕》等作品中发现新现实主义不在意大利而是在中国很早已达到成熟，这种对中国电影的赞誉无疑首归于中国电影现实主义精神与方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