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像罗艺军先生所归纳的，中国电影批评史上有过两个黄金时代，即30年代前期和70年代至80年代末新时期两个时期。出现这两个黄金时代的原因有三个方面：一是出现新的文化思潮；二是电影创作相当繁荣；三是文化环境宽松。 90年代的中国电影批评到底怎么了？98年末，北京电影学院召开了一个有关“电影批评的批评”的研讨会。开这样的会真有恍如隔世的感觉，毕竟很多的批评家已经离开了自己的阵地。尽管如此，首都的电影批评工作者，老中青几代人还是来了不少，批评家，学院教授，报刊编辑，文化学者，影评人，济济一堂，可谓众说纷纭。其中不乏真知灼见，可整体的效果却并不理想，更多的是隔靴搔痒，听不见钟老先生那样激越的电影锣鼓声。国片电影市场一片低迷，电影批评几乎成无米之炊，大家在这里发言岂不是自讨无趣。 事实恰恰相反，在今天翻开任何一家娱乐报刊，影评文章比比皆是，众声喧哗，热闹非凡。贺岁片还没有开张，影评就如潮水般涌来。而有线电视，卫星电视，更是大小栏目都争着跟电影沾点边。电影专家也走出书斋，开始在大众面前对电影评头论足。有了自由的批评环境，却没有了批评的作品。因为1998年中国故事片产量并不高。专家把电影减产的原因归结为世界性的电影减产和亚洲金融危机。撇开金融危机跟咱们的关系不谈，实际上，目前的中国电影是否达到跟世界对话的水准，是否具备了国际市场竞争力，都是值得怀疑的。1998年中国电影有一个不可回避的话题是《泰坦尼克号》驶入中国电影市场，几十年建立起来的国营院线几乎是为美国大片《泰坦尼克号》创造票房奇迹准备的。当《泰坦尼克号》随风而去之后，我们看到的是一个比较奇怪的现象，整整三个月，没有美国大片在国内上映。可是也没有出现一部能征服市场的国产片。一度热闹的影院重归冷清。其间，被媒体炒作得有些离谱的电影《红色恋人》倒是引发了人们对电影批评、虚假广告和“口碑”的讨论，这样的讨论又连带引发了人们对电影批评的职能和媒体宣传的功能的再认识。至少，在观众眼里，中国电影批评的含金量是大打折扣了。人们把中国电影批评跟注水猪肉联系在了一起。电影批评遭遇的是信任危机。 电影批评的黄金时代的失落，折射的是中国电影黄金时代的失落。很多的年代里，自我封闭的中国电影是在世界之外的。而中国的电影批评则不断地随着时代的变化改变着自己的面貌，我们很难看清它真实的样子。 尽管如此，由于“电影批评的批评”的批评旨向是电影批评本身，勇敢地对自己开炮，所以它又显示出批评行为本身的意义和价值。这样的研讨会是一次面对公众的自我反省，而不是自我辩解，隐隐透出批评所具有的自我完善的诚实天性。 电影批评针对作品，又独立于作品之外。这是起码的共识，又是起码的出发点。 而现在，一切都被颠覆了。或者说被漠视了。 中国电影批评的现状是同中国电影的市场化进程紧密联系的。计划经济的强大惯性使中国电影还负载着一定的导向使命。然则，由于整个社会对电影的价值判断越来越趋向一元化，票房和经济效益成了衡量一部影片优劣的绝对杠杆。电影的商品属性和市场属性被无限扩大，影像自身丰富的文化含量和艺术家的人文观照由于功利的目的，一概被忽略不计。就像中国的知识分子在我们这个社会一直没有形成——被视为独立的一个阶层一样，中国的电影批评曾经被动地依附于体制之上，相对缺乏独立判断和基本立场。谁管饭，就给谁干活，强词夺理的背后是随波逐流者的孱弱。电影市场化了，中国的电影批评又迅速地依附于市场。整个国家经济的市场化是历史追逼着我们作出的选择。短视的我们只看到发展带来经济繁荣这有利的一面，却没有看到许多发展中国家为此付出的代价，经济增长的同时带来的是生态环境的急剧恶化。如果我们的生存环境都有可能丧失，还谈得上持续发展吗？如果电影批评的职能只是刺激观众消费，不让观众有判断力，电影创作的繁荣就永远是雾中的风景。观众像填鸭一样丧失了判断力，意味着电影末日的到来。电影批评将自己放在一个什么样的位置上，是我们现在要迫切解决的问题。回顾80年代的电影批评高潮时期，虽然多数批评文章集中于专业性较高的理论刊物，还不像今天的电影批评如此密集地散布于整个大众传媒体系之中，但是它曾经和创作界有着紧密的联系。两者呈现的是互动的关系，而今天，电影批评对创作的影响已经式微了。 尽管电影批评在西方国家甚至决定着一部影片的票房，可是我们不能只看到它简单意义上的促销功能。电影提供的种种感官满足和视听享受，可以让观众“忘了我是谁？”不知不觉认同电影中现存的一切秩序和价值观念。我们看过无数英雄模式的娱乐片，有美国的，香港的，大陆的，在这些影片里，英雄模范人物有着超人的能力，他们鉴照得普通老百姓十分被动和无助。不但使人误以为种种社会问题被化解为少数人的善恶冲突，解决社会问题的秘诀掌握在个人手中，更使人迷信权威和精英的拯救，产生消解社会矛盾的假象。电影批评的功能正是要揭示这些假象，“使人看透这些简单、片面及误导的社会图画，从而提高观众的社会触觉，反省社会的真正关系及追求更加公义平等的价值实现，而不再受蒙骗和支配。”（《电影双周刊》史文达文）当然，电影批评是没有权利阻止公众消费行为的，哪怕他们受到了误导。但是，电影批评完全可以通过对电影中的意识形态的批评，培育公众看电影的能力，促使观众对现实社会的种种现象有着较为准确的体察和把握。《红西服》里，下岗似乎并不沉重；《非常爱情》跟一个植物人可以爱得感天动地。意识形态的巧妙编码，正是电影的社会功能的展现。道破这两个神话的虚妄，则是电影批评可以办得到的事情。飞越疯人院，不正是我们要做的事吗？总有一些不相信天堂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