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48年开始，从影50年的谢晋的导演艺术生涯，与新中国电影同步。在新中国电影史的每一个阶段，每一个时期都有他的足迹，他的业绩。他以饱满的激情，讲述了一部部动人心魄的故事；他以对真善美的讴歌，向人们弘扬了理想与信念；他以人道主义精神，激发着人们心灵的净化。谢晋，是最受观众喜爱、敬佩和亲近的电影艺术家。 一 “艺术家要有赤子之心，要有历史的忧患感……对民族充满了责任感、忧患感，使命感。”（《谢晋谈谈艺录》第117 页）谢晋的这段自白可以看作是他为人为艺的座右铭。他的创作一贯有非常明确的目的性。他说：“我选择的每部影片的题材，决不是一时的心血来潮，信手拈个题材。我的作品是力图在刻画民族的悲剧性格中，给人以反思警世的作用”（《文汇月刊》87年第7期）。 还说：“我希望文艺作品真正发挥艺术的力量，使它能够起到提高整个民族思想、文化、道德水平的作用，起到提高广大人民思想境界和社会精神文明的作用”。（《心灵深处的呐喊—〈天云山传奇〉》导演创作随想）谢晋让人们在银幕上看到中国社会政治、历史的风云变幻，感受到时代精神的涌动，也享受到人情、人性的美。《女篮五号》、《红色娘子军》、《舞台姐妹》、《啊，摇篮》、《天云山传奇》、《秋瑾》、《牧马人》、《芙蓉镇》、《高山下的花环》、《最后的贵族》、《清凉寺的钟声》……他把自己对中国政治历史、社会生活的洞见和接受者的审美趋向谐调起来。换句话说，谢晋的主要作品基本上顺应了中国各个不同历史阶段的文艺思潮和公众的文化心理。70年代末80年代初，正当人们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重新发现人的本质，重塑民族精神、确认知识分子的历史地位和使命为三重命题来反思“文化大革命”的时候，谢晋的《天云山传奇》不仅应和了“伤痕文学”这股覆盖小说、戏剧、诗歌、美术、电影各个艺术领域的文艺思潮，与民众对“文革”灾难的同仇敌忾、对“四人帮”的愤怒控诉取得了共鸣。同时超越了同时期的一些局限在反思“文革”的层面上的影片，进而把镜头伸向1957年反“右”扩大化，将极“左”错误对人性的残害作为情感基点，触及到新中国建立后20多年来，封建文化对于现代文明的扼杀，对于人的精神的禁锢，从而达到文化反思的境界。1997年正当祖国人民迎接香港回归的时候，谢晋奋力推出的《鸦片战争》不仅与全民的关注热点相一致，更是对近百年中华民族的历史进行了理性的审视。显然，谢晋的创作主体与观众的审美主体达到了融合与谐调。 作为导演艺术家的谢晋有多篇关于自己作品的艺术阐述，却没有什么长篇大论的理论。在他的这些创作谈中一而再再而三地申明他是为观众拍电影的，甚至说《芙蓉镇》要有两亿观众。当然，“观众”并非整齐划一的群体，“观众”由于年龄、性别、文化教养、生活环境和个人经历以至审美兴趣等等诸种因素的差异必然分有各种层次。然而，谢晋的电影却能够吸引、征服各种层次的观众，并获得好评。这和他一贯的艺术追求——雅俗共赏——密不可分。雅俗共赏，切实又准确地概括了谢晋的电影观念。 雅俗共赏是一个富有实践性的课题。既关涉影片的思想内容，又关涉艺术表达的形式、手段，同时也关乎受众的审美观念、志趣。本文仅从谢晋电影的主要艺术特点入手，来做些分析、议论。 二 无庸置疑，谢晋电影具有鲜明强烈的政治思想内容。这取决于他的生活的时代，也来自他对电影功能的认识。他始终沿着“文以载道”的主旨来熔材选题，同时他又坚持着电影“寓教于乐”的功能。于是，在他那些主题极富政治敏感性的影片中，力避政治教化，较少耳提面命的思想宣传。他用情感打动观众、感召观众。谢晋借助于爱情、婚姻、家庭，从伦理道德角度切入来表现他对社会、人生的见解，来展示中国政治历史的风貌。这是谢晋独具匠心的艺术构想，并使政治性主题获得了“寓教于乐”的作用。 源自儒家文化的伦理精神一直贯穿在中国的各种文化形式当中。家庭男女，悲欢离合，是中国叙事作品有史以来最富有生命力的母题。这与千百年来中国的儒家思想强调文艺的伦理功能息息相关。事实上，伦理本位文化观念已然形成了中国电影的主体类型。自1923年中国的第一部长故事片《孤儿救祖记》到《姐妹花》、《渔光曲》、《一江春水向东流》，郑正秋、蔡楚生、郑君里，他们明确地以电影教化社会为目的，并逐步形成了社会／历史／现实内容伦理化的电影模式。政治功利、宗法伦理、道德伦理相掺杂的叙事主题，恰恰符合了潜在于中国人思想意识中的儒家文化和人文精神，符合于中国大众的审美心理定势。这也印证了马克思的话：“艺术对象创造出懂得艺术和具体审美能力的大众——任何其他产品也都是这样，因此，生产不仅为主体生产对象，而且也为对象产生主体。”（《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95页）。 谢晋的艺术观念和郑正秋、蔡楚生等前辈艺术家的艺术观念一脉相承。 在谢晋的作品系列中，如《女蓝五号》、《舞台姐妹》、《天云山传奇》、《牧马人》、《芙蓉镇》，大多是藉人物间的爱情婚姻关系、家庭变故、血缘亲情，展开一幕幕人生命运的悲喜活剧。《高山下的花环》从小说到电影的最大变化也就是谢晋的的着眼点，是突出梁三喜和赵蒙生两家人在民族国家大敌当前的形势下经受的感情、心灵变故。他把非常严峻的政治化的战争题材，把揭示现代中国军内的矛盾转化为父子情、母子情、夫妻情、战友情，来突出英雄主义、爱国主义精神。谢晋在《〈天云山传奇〉导演阐述》里特别引用了车尔尼雪夫斯基的话：“艺术创作是人的一种道德的活动”，这里他更注重的是题材内容、叙事与道德的关系。他相当自如地把政治性主题纳入道德思想层面。他明确提出《天云山传奇》是“把被颠倒了的道德标准颠倒过来”。可又不只是浅薄的道德宣教和规劝。把擅长从几家几户的人生聚散、生离死别、儿女情长中映照中国社会大世道的升降沉浮、政治风浪和时代律动。他擅长通过艺术形象、艺术情境把道德判断与社会政治评价融汇、交织起来，达到完美统一的艺术境界。这使他“载道”的宗旨富有了深厚的人情味和世俗化品格。而今，当中国观众的主体意识尚未得到大幅度解放的状态下，传统文化心理还占据着统治地位，人生体验、命运遭遇、道德理想在电影中是最容易赢得大众认同的。谢晋电影作为主流意识形态，以政治信念与道德理想的谐调一致，获得了成功的艺术表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