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电影理论的形成和发展,始终处于两种异质文化体系撞击、融合的激荡之中。电影是舶来品,系西方现代文化产物。20世纪,西方(前苏联就其文化源流而言,基本上属于西方)无论电影或电影理论一直主导国际电影思潮。在不同历史时期,中国电影理论不同程度上接受西方的影响,其深度和广度往往超过中国的文学理论和其它艺术理论。一则由于电影艺术具有突出的国际性品格,电影语言和电影传播方式更适宜国际文化交流;再则中国电影理论在传统文化中无直接根系之依托。但电影一旦扎根于中国这块有悠久文化传统的土地上,中国电影和中国电影理论必然要受到中国文化的哺育,民族的审美理想、审美情趣和中国传统的思维方式,自觉或不自觉地渗透进来,赋予中国电影和中国电影理论以民族特色。 中国电影理论的主要特色,大体可概括为三点。一、中国传统学术思想重传承而弱于创新,中国传统思维方式重实践理性而短于抽象的逻辑思辩;中国电影理论往往与艺术实践保持紧密联系,却缺少标新立异、气势恢宏的体系性理论建构。二、中国文化传统重形而上之“道”,轻形而下之“器”,以及与“器”相联系的技艺。中国电影理论很长时期内,侧重于电影社会功能探讨,疏于对电影本体的深入研究,强调各种艺术部类之联系性和共同性,漠视各种艺术之差异性和独特性。三、20世纪的中国社会从始至终均处于剧烈震荡之中,主要环绕着政治轴心旋转。反映在电影理论上,各个不同历史时期都打上当年的政治烙印。随着政治风云变幻,电影理论不时以急骤逆转的形态呈现。 1905年中国拍摄的第一批电影是戏曲纪录片。到了二十年代初,故事片产量大增。电影创作要求理论的指引。中国早期的电影理论往往与电影评论、电影基础知识普及杂糅,不具备严密的理论形态。 1921年,上海创办了第一份专业电影刊物《影戏杂志》。顾肯夫撰写的《发刊词》可能是中国第一篇具有理论性的文字。“现在戏剧的趋势,写实派占了优胜的地位,他的可贵,全在能够‘逼真’。”“戏剧中最能‘逼真’的,只有影戏。”他认为“影戏的原质是技术,文学,科学的三样”,并分别加以论证。1922年,该刊发表了郑正秋的《明星公司发行月刊底必要》,其基本的理论观点接近顾肯夫,不过论述得更细致。这些早期的电影理论文字,对电影的认识基本上停留在经验性的直观感受层次,其电影观念是一种以戏剧为核心的影戏观。他们都重视电影的社会教化功能,在思维方式上具有中国传统的思维特点,整体性、直观性、模糊性。 普及电影这种新兴艺术的基础知识,二十年代随着制片事业的繁荣而成为一种迫切的社会需求。从1924年起,几年之内先后出版了多部著作。《昌明电影函授讲义》包括四个部分,周剑云、汪煦昌合著的《影戏概论》,周剑云、程步高合著的《编剧学》,陈醉云著《导演学》及汪煦昌(?)著《摄影学》。此乃我国第一部内容比较全面、比较系统的电影知识读物。此外,有徐卓呆译编的《影戏学》,侯曜的《影戏剧本作法》,郑心南译述的《电影艺术》,欧阳予倩著的《导演法》等。这些著述主要在于传授电影实用知识,不具较高的理论价值。三十年代初,九一八、一二八事变后,民族危机紧迫,促使中国电影改弦易辙,面向现实社会。1932—1949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左翼电影运动,后期称为进步电影运动,极大地改变了中国电影面貌。在这场持续的电影运动中诞生了一批中国电影史上的艺术杰作,电影评论也非常活跃。但在电影理论上却未留下什么辉煌的建树。考其原因,这场电影运动本质上是一场政治救亡运动,在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高度激化的年代,对文艺的价值取向倾向直接的政治功利,忽视学术性的理论探究。这一时期(主要是三十年代前中期)有关电影理论的状况简介如下。 一、左翼电影运动是与无产阶级领导的民族民主革命相联系的文化运动,电影理论首先强调反对帝国主义和反对封建主义的政治任务,并将意识形态倾向性作为电影评价的主要标准。这方面的理论文章,有凤吾的《论中国电影文化运动》,尘无的《中国电影之路》等。 二、1933年底至1934年,展开了一场关于“软性电影”的论战。刘呐鸥等人标榜“艺术至上主义”,发表过一些理论性较强的艺术论文,如《电影节奏简论》等。他们批判左翼电影注重题材、意识,而缺少一种“美的观照态度”。黄嘉谟在《硬性影片与软性影片》中更提出“电影是给眼睛吃冰淇淋,是给心灵坐沙发椅”。(注:《硬性影片与软性影片》一文见《现代电影》1933年第1卷第6期。)左翼影评人夏衍、鲁思等对“软性电影论”进行坚决反击。唐纳在《清算软性电影论》中说:“软性论者所谓形式的创造,绝不是和新内容适合的形式。从他们根本反对新内容,更可以知道他们所谓的创造形式,实际上就是使观众不去积极支持新生电影而已。”(注:《清算软性电影论》见上海《晨报》1934年6月15—27日。)这场电影论战的实质是政治与艺术的关系, 这个理论课题在以后的中国电影史上一再反复重现。 三、1933年夏衍、郑伯奇(署名黄子布、席耐芳)翻译前苏联普多夫金的《电影导演论》和《电影脚本论》。这是中国第一次原汤原汁系统地介绍外国经典的电影理论。1941年陈鲤庭编译了保替斯乌特的《电影文法》,改名《电影轨范》。在外国电影理论的引进中,也显示出一种中国文化选择:不热衷于思辩性的美学层次理论,倾向于直接作用于创作的实用技巧层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