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读到《雍正王朝》这部小说的时候是在1997年的春节，同道文化公司年轻的制片人刘文武先生找到我，带来了二月河先生那部沉甸甸的著作《雍正皇帝》。于是那一年的春节，我就是和雍正皇帝一起渡过了。 没有想到这本书带给我如此之大的震撼力，开卷至终一气呵成，一幅生动的再现前清帝王政治生活的大型历史画卷如此丰富地展现在我的面前。短短的几天里，我感受到一次全新的传统中国政治精神的洗礼。透过二月河先生生动的历史描写，我直接地感受到一种渗透在其中的社会生活的涌动，从中更加印证了一种观点——“凡是历史的，都是现实的。”激动、感动和创作心理的冲动使我很快找到制片人，表达了自己对作品、对雍正皇帝的所思所感。这对我，或者任何一个导演都将是一次艰难与激动、难得而幸福的创作过程。这部戏对于我的艺术生涯，将是一座山峰。我对制片人说：“这种挑战是巨大的，我不知道我能否准确地描述和把握雍正的一生，但我是《雍正皇帝》这部书认真的、虔诚的读者，我知道执导这部戏的价值。” 当然，我深知自己的不足：除了文化准备的不足、清史准备的不足之外，我还比别的人多了一项不足，即是“女性”。但是我以为除了这项不足我无法改变以外，只要制片人能给我一段充分的案头准备时间，我一定能够解决好，并且拿出拍电影的态度来拍好这部电视剧。 为什么要这样说呢？这是由于长期以来，电影和电视剧的制作在艺术和技术水准的要求上始终有电影严而电视剧松，电影要求高，而电视剧要求低这样一种约定俗成的划分。而作为电影导演的我，深知此片的份量。我要求自己也要求全体工作人员，用拍电影的标准，以最严谨的工作态度对待每一个镜头，在有限时间里完成本片的创作。 在拍摄伊始，我们就制定本片的正剧风格，全方位地把握其历史真实性。这一定位，从理论上奠定了本剧成功的基础。但我的内心也非常清楚这种定位很容易给观众带来一个沉重悔涩和冗长的观感，为此，我们又确定了另一个重大的创作方针，就是本片将采取历史剧新拍的创作方法，大胆突破当前电视剧拍摄中冗长、缓慢、拖沓等弊端，而采取快节奏、多信息、多角度、多运动、高反差的结构方法拍摄此剧。这种创作风格一直要贯穿始终，直至最后在剪辑台上落实到每一个镜头的组接当中。另外，作为全片的另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声音，也采取了极具现代意识的构成方法，以此构成全片的不同以往电视剧的力度和含量。 经过大量的案头工作的准备和思考，我认定，未来的电视剧将是一部帝王治国片。我们将随着摄像机镜头，随着国家之主雍正的眼睛，俯瞰着他的家国大地和万千子民的生息，看他如何救民富国。因而我强调全片所讲述的故事将紧紧围绕着“当家难”三个字而展开。 这三个字又进一步细化为“谁来当”、“怎么当”、“怎么难”三个部分。 “谁来当”不是一个简单的文字意义上的问题，这是一个特定历史时期对于特定历史人物的选择，甚至隐含着某种“天意”，透露着些许宇宙的运行规律——从这个大角度讲，选择是必然的、唯一的，又是艰难的。就因为这三个字，康熙的十几个儿子间展开了你死我活的夺斗，以至引出一个民族的生生死死。 “怎么当”与上面的问题紧紧相联，即“怎么当”直接决定了选择“谁来当”的问题。实际上，选择气质做派和治国方略与自己大相径庭的雍正本身，就表明了康熙皇帝“最后的深谋远虑”，达到了不失千古君王的气度。 帝王的性格决定了国家的命运，雍正之为人决定了他选择了一条困难重重的治国之路。“怎么难”随着剧情的进展，一个康熙末年政事废弛、百弊丛生的局面与雍正刚毅性格的对立得以展开——实行整治贪官污吏、清查亏空、摊丁入亩等新政，不仅背离了满州贵族的祖制，而且与豪绅士大夫阶层的利益发生了根本的冲突。施行新政要逆大河之潮流，改一国之积习，可以想见雍正当政有多难。 我将全剧分为前20集为上部“夺嫡篇”，后24集为下篇“治国篇”。其中有一条潜伏之线贯穿，就是治国之难，利民之难。我认为对这个“难”字的深入挖掘，就会挖出人物，挖出历史的真实面目，挖出雍正的历史价值，也挖出本片的现实意义和历史意义。也就是说，把这个“雍”字的故事拍得生动、拍得深刻，就是抓住了《雍正王朝》的灵魂。 首先，在夺嫡上，雍正是一个赢家。但是，在封建社会畸形的宫廷生活的挤压下，他不可能像普通百姓那样正常地表现喜怒哀乐，他掣肘于当时的满族士大夫集团，掣肘于兄弟、宗教的情感，掣肘于雍正王朝的官员和臣民。因此，在全篇中，他的一切行为举止贯穿一个“忍”字。他提出，“愿以一人治天下，不以天下奉一人”的“人治”和“民生”思想。为了达到他的政治目的，他以钢铁般的意志，忍到常人不能忍的地步。这种百般强忍，固然成功地推动了一个千疮百孔的古老大帝国向好的方向转动，但是，在人的全部意义上说，他又是一个失败者。他做事之严猛、为政之务实、立场之板正、性格之冷峻，使差不多一国之人都对他产生了误解。加上他的政敌出逃四海、隐匿江湖时的肆意编篡，一个暴戾无德的帽子扣在他头上，留数百年骂名，他百嘴莫辩，他的在天之灵哭诉而人们却长此不闻……这正是全篇的悲剧魅力之所在。 我几乎是在接受了这部片子的同时，就把我的好友——总策划张黎先生请来，由他和苏斌先生，出山策划帮助我完成这部巨片的创作。在此我感谢他们为我和本片所做出的每一点工作。在任何一部片子的摄制中，人们都不应忘记合作者。可以说，对一部影视作品来说，总导演确定之后，创作队伍的组成就是最重要和最关键的。所谓天时、地利、人和是为中国人谈论成功的三大要素。《雍》剧创作队伍的形成即是所谓的“人和”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