鸟瞰色彩斑驳流向歧异的新中国电影发展历程，最为喧哗、最为睿智，因而也最有创新力度的莫过于新时期，创作、理论、批评三军骚动，潮汐滚滚涌来，后浪推前浪，形成最为壮观的电影现象景观。回眸辉煌历程，我们发现无论是战争题材影片还是由“伤痕文学”发端的暴露“文革”黑暗的影片；无论是改革题材影片还是文化反思电影，在一片喧哗与骚动中，始终活跃着“人性与人情”的浪花。中国电影开始有意识地把人从“阶级斗争链条上的一环”还原成具有独立个性的人，它反映了电影艺术家对人的价值、尊严的热烈追求与对人的本质力量全面实现的憧憬。 叙事艺术最根本的原动力是情感。但文革刚刚结束时，电影要表现世俗生活却步履维艰。《大众电影》杂志封底一幅王子与灰姑娘拥抱亲吻的剧照竟横遭指责，电影创作的境遇可想而知。习惯了以阶级斗争编织矛盾冲突的人们，对世俗生活的海洋望而却步，或者潜意识里拒绝趟涉。在当时的社会主流话语中，与我们生命息息相关的人性与人情被禁锢在地主资产阶级的“档案”内，被认为是资产阶级和封建腐朽思想。政治话语制约文艺的格局，使得“禁区”的存在超出了文艺思潮的范畴，在这种格局下，电影艺术家与理论家只能在政治话语限定的活动空间内斡旋。所以，欲要打破这块坚冰，必先进行思想解放。思想领域内进行的“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大讨论及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所倡导的解放思想运动，特别是对知识分子社会身份的确认，为广大电影艺术家与理论家冲破人性与人情“禁区”扫清了障碍。 一 文革结束后，亿万人民一下子从话语营造的虚妄跌落到满目疮痍的现实。语词建构的虚假帷幕一旦被撕碎，漂亮文饰下的残暴就昭然若揭。社会话语中堆积着厚重的极“左”观念，而电影艺术家还面临着政治话语形构与艺术话语形构强制关系，即历史地形成的政治制约艺术格局使得“阶级斗争模式建构叙事中的矛盾冲突模式”和“塑造英雄典型人物”的人物典型论压迫着电影创作。“人性人情被人从花园里放逐到荒凉的纱漠”（注：王愿坚：《人·人性·人情》，载1980年第9期《电影艺术》。），其理论根据是“要求文艺要表现人情和人性，这要求本身就反映着资产阶级的文艺观点，反映着在无产阶级革命时代，资产阶级在文学战线上用来对抗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和马克思主义的文艺阶级论的反动思想。”（注：见《管见集》：《残渣的泛起——略评部分电影文学剧本中的资产阶级思想倾向》，本文转引自《论电影中的人性和人情》，载1980年第5期《电影艺术》。）就连“人情味”也成了一个批判用语，似乎只在“批判”地主资产阶级或封建残余的腐朽生活时能派上用场，英雄典型形象一身“光”到底，寡情无欲，成了“一丝不挂”的圣人。在这种压力下，艺术家艰难地翰旋于“阶级斗争”模式的缝隙，遇到表现世俗生活场景、人物情感和普遍人性时往往捉襟见肘。 正如政治领域的思想解放运动要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之讨论为旗帜开路一样，电影以及整个文艺领域的思想解放要用现实主义的“复归”作为冲刺的旗帜。真实性是现实主义理论诸要素中最基础的要素。电影人清楚欲要打破僵化的“观念化”模式，必先恢复现实主义的创作原则，借助“真实性”的威力使万马齐喑和影坛万马奔腾起来。而这与政治思想领域正在进行的摆脱“两个凡是”的障碍，恢复实事求是精神，步调一致，在那种格局下运行起来稳妥可靠。于是乎，咀嚼着人性遭受话语戕害的悲剧，艺术家自然就将视角投向滴血的心灵，世态炎凉中的人情悲欢与人性在“文革”狂澜中煎熬就成为电影艺术家关注的焦点。《泪痕》、《牧马人》、《小街》等影片相继问世。电影编导潜入生活底层，正视淋漓的鲜血。编导在真实地再现活生生的人物命运的创作实践中，自身主体意识觉醒起来，挣脱了旧观念、旧模式的束缚。跟着人物走了这一程，我们才明白，影片的创作者着眼于写人物命运，并不是对命运有什么偏好，也不是为了写命运而写命运，而是艺术构思的需要。”（注：王愿坚：《人·命运·心灵》——学艺笔记之一，载1980年第5期《电影艺术》。）所以，对人物命运的关注深化为创作主体思想上的解放，人物从“一丝不挂”的“高大全”变成欲情双全的血肉之躯。人情与人性的浪花从创作主体的心灵雀跃于银幕之上。改革最初阶段的电影就是这样从“观念化”向“世俗化”演变。《小花》、《今夜星光灿烂》和《归心似箭》这三部战争题材影片最能反映这种倾向。影片《小花》改编自小说《桐柏英雄》，但是编导舍弃了小说的主线——描写一九四七年人民解放军由战略防御到战略反攻这个重要历史转折时刻的战争形势发展及有关交战双方矛盾冲突的内容，把战争事件推到背景，只撷采其中一朵“小花”加以发挥——兄妹、母女、父女间的生离死别、悲欢离合成为影片再生故事的中心。“影片中的‘情’成为很重要的表现手段。寓理于情，以情动人——我们想这应成为这部影片区别以往我国战争片的主要特征。也只有大胆地触及战争中人的命运和情感，才有可能使这部影片出现新的突破，给观众造成一点新鲜感。”（注：黄健中：《〈思考·探索·尝试〉——影片〈小花〉求索录》，载1980年第1期《电影艺术》。）《今夜星光灿烂》的编剧开机前向导演阐述创作剧本动机时也说，没想着力描写战争的规模、军事战略思想、将领的才智及战争中的“英雄主义”，“基于文学艺术的根本目的是通过典型人物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