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变万变 真情不变 溯本穷源 生活是源 ▲记者 建文 ●导演 张艺谋 观众是什么？——观众就是你、我、他，我不认为“观众是上帝”这句话在全面意义上是正确的。 我想拣两个不起眼儿的小题材，拍出朴实、真诚的情感来，看看观众的反映，检验一下我的想法对不对？ ▲艺谋导演，有人说你总是在求变，总是想方设法和别人不一样，目前影视界很多人在谈商业、谈娱乐、谈挣钱的时候，你却拍了一部从内容到形式都很平实、很传统的电影《一个都不能少》，是否也是基于求变这一指导思想？ ●我拍《一个都不能少》，以及不久将要完成的《我的父亲母亲》，是两部很不起眼儿的农村题材影片。说是求变，不如说是很长时间我的内心有一股冲动，一股很强烈的冲动。你看，我们国家这几年在政治、经济及人民生活水平等方面都发展得很快，许多方面都已经或者逐步地与国际接轨，可是我们赖以生存的电影市场却实际上处于一种下滑趋势，作为一名已从事多年电影行业的导演，内心感到不安。这个不安还不仅仅是说票房和观众人数，而是觉得我们的影视有一种不太好的倾向，一些人一窝蜂地跟在好莱坞后头拍那种“二流好莱坞”，甚至我过去很佩服的评论家也跟着这股潮流在报纸上大谈向好莱坞学习。电影确实要拍得吸引观众，这是毫无问题的。离开观众，没人买票看电影，电影就“死”了。商业化、娱乐化，可以说是电影的生存之道，但是它绝不是电影的目的。记得十几年前我们刚刚接触港台电影的时候，觉得它太苍白了，太玩闹了，甚至一开始看好莱坞商业电影我们也不满足，尽管娱乐性很强，内容上总是感到欠缺。曾几何时，我们却跟上去了，这种盲目的跟踪学习，急功近利地获取票房，其结果，使我们的电影品位下降。中国是一个有着五千年文明历史和悠久灿烂文化的伟大国家，中国电影也有着九十多年优秀的文化传统，改革开放二十年来，我们也曾有过许多值得回味的电影，这些电影曾在思想艺术上，在人性、人情的探索上，有过许多可贵的尝试。现在这些似乎在一些人的头脑中都非常淡化了。当然，十几年前拍电影没有商业压力，今天观众的更新换代很快，观众确实要娱乐和放松。但是，娱乐不能成为电影的“主打”，它不能延续中国电影文化。我们不能为了娱乐去低俗地迎合，更不能以观众为借口丢掉中国电影的文化特色。我不认为“观众是上帝”这句话在全面意义上是正确的。观众是什么？观众就是你、我、他，观众就是我们自己，观众就是全部人类。人类是有缺点和不足的，换句话说，人类是需要不断学习和进步的。人类的文化活动，或者说人类的发展规律，应该是不断自省、自律、不断向前的过程。作为人类文化活动之一的电影，理应担负提高观众的审美品位和情操的责任。所谓“文以载道”嘛，我们在提高观众审美品位的同时，也在提高着我们自己。观众的需求是多元化的，我们不能目光短浅地光为了眼前的票房，只给观众吃一种口味，实际上这样也低估了观众。为了让观众回到电影院来，我想我们应该两条腿走路，两者都要兼顾，既要想办法让观众保持对国产电影的兴趣，观众人数不要 下滑，同时还要想办法提高国产电影的质量，包括它的情操与格调。所以我的心里就有了这样一个冲动：拍两个小题材，两个现在没人愿意拍的小题材。我想通过这两部电影，看看观众的反应，检验一下我想的对不对？一种朴实的、真诚的情感对今天的观众有没有吸引力？当然，我们在实施这种想法的时候，也要考虑它的娱乐吸引力，这种娱乐是广义上的，我们可以通过节奏的掌握、趣味的设定等办法把它搞好。如果拿到市场上观众喜欢看，那我将很高兴，说明不是观众的问题，是我们自己把经念歪了。当然我不是说，我这个电影给大家指方向，我也承担不了这么大的责任，主要也让观众看一看，其实可以有多种多样的电影，是吧？ 魏敏芝与秋菊不同，秋菊是为自己讨个说法，是自我意识的觉醒，魏敏芝是为了别人，为了爱。 爱与关怀，是《一个都不能少》的最大卖点。 ▲《一个都不能少》让很多看过的人都掉了泪，13岁的代课老师魏敏芝在茫茫人海中倔强地寻找失学儿童张慧科，那一组组镜头给人以强烈的冲击，我们不禁要问自己：这个孩子所做的一切，我们成年人能否做到？比起你以前拍的《秋菊打官司》，这部影片及小小代课教师魏敏芝似乎更让人心动，你能否更具体地谈谈这部影片的创作与初衷？ ●大家知道，我这几年拍过不少农村题材的影片，到过许多农村，那一个个像电影《凤凰琴》一样竖着一杆国旗的小学，那一声声从穷乡僻壤传来的“咿咿呀呀”的读书声，常常让我感动。我们家有很多亲戚都是小学教师，我母亲家的姨妈、舅舅等都是，也许还出于这个原因吧，我一直想拍一部反映小学教师的电影，特别想写个农村女教师。在看到《天上有个太阳》这部小说之前，我曾经策划过一个写失学儿童的故事，请上海的一位作家来写，很可惜没有搞成。后来偶然看到《天上有个太阳》这部小说，原小说故事讲了一大堆，老师也写了好几个，其中有一条线索写了一个跑进城里的失学小学生，我发现这条线索暗合了我多年的一个冲动。现在失学儿童现象很严重，中国最大的人群是农民，农民中每年有几百万、上千万的文盲在递增，十几年、二十年之后不得了。赵实副总局长很重视这个问题，她支持我搞这个题材。我把原小说的作者请来，以失学这条线索为基础，把故事彻底改了。原来找失学孩子的是个老校长，我们改成了小老师，你想，一个小女孩去城里找人与一个大人去找的感觉绝对不同，茫茫人海，举目无亲，为人物设置了一个个逆境，反差越大，越容易引发戏剧性及观众的兴趣。从魏敏芝来到小学校到张慧科出走，这前半段故事是我们根据对生活的观察重新编写的。我们用很多篇幅、很多情节去讲述魏敏芝和孩子们的故事，并把它的长度控制到影片的一半。在前半段张慧科绝对不能出走，前半段的故事是为了后半段魏敏芝去寻找孩子所做的很重要的感情铺垫。魏敏芝是一个普通的农村女孩儿，她有着普通人的心态，本来她是为了挣50块钱来到小学代课的，然而通过她与孩子们那一幕幕很有趣味的生活，影片已经向观众传达出一种爱，一种关怀，这种爱与关怀是魏敏芝和孩子们之间的。我们有意不去点这个，连当事人也不清楚，在潜移默化中让观众去感悟。这大概是影片摆脱说教的一个最好办法。所以当张慧科出走之后，魏敏芝在茫茫人海中倔强地非要找回他时，没有一个观众会认为她的这个举动是为了钱。故事的主人公已经从开始为50块钱这样一个很小的实际目的，升华到一种很高尚的爱，魏敏芝那倔强的一根筋的性格显示出独特的魅力。实际上，魏敏芝和秋菊的倔强性格是一脉相承的，但秋菊是为自己的丈夫讨个说法，是自我意识的觉醒，而魏敏芝则是为别人，这也是这个小女孩比秋菊更让人心动之处。今天的观众领悟与接受程度已经大大提高了，他们见的很多，如果现在还像《秋菊打官司》那样靠用偷拍等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