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五月风暴”之后与知识分子 王：有些论者认为1968年“五月风暴”的主要后果是“助长了自恋型的个人主义”，这与该运动的组织者、参与者的原初意愿正好相反，而这种“自恋型个人主义”也被认为是西方60和70年代主要的文化特征。纳喀索斯的揽镜自照是一种对自我的误认，即混淆了关于自身的想象和真实世界的关系。这种误认模式在90年代的中国同样存在，那么，我们应该怎样理解“五月风暴”革命失败之后“自恋型个人主义”的出现和盛行？ 戴：首先，我十分看重阿尔都塞在1969年“五月风暴”结束后发表的重要论文《意识形态与意识形态国家机器》，这篇论文的结论，从某种意义上说是一个绝望的结论：“国家权力可以转移，但意识形态国家机器永存。”这种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机制，经由阿尔都塞，被明确地揭示出来；但这并不意味着它因此而失效。换一个我们十分熟悉的说法就是：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存在，就像是鲁迅说的“铁屋子”，被唤醒的人只能是更加绝望和痛苦，睁着眼睛窒息而死，似乎还不如其他人昏睡至死。“五月风暴”以后，似乎西方世界真正地进入了“异样安详”的时期，马尔库塞所谓的“异化的人们安然地生活在异化的社会当中”。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人们唯一能够获得的、使自身愉悦的只能是所谓“自恋型个人主义”。纳喀索斯沉迷在自己的镜像当中，沉迷在这种自恋的游戏和虚幻的滑翔当中。这便就是意识形态批评所试图揭示的个人与世界的想象关系之一。在弗洛伊德－拉康意义上的“自我”，不可能仅仅存在于个体生命史上，它已然包含了人在社会中的地位、人与世界的种种想象性关联。 王：似乎还有另一种从形而下的角度对“自恋型个人主义”之产生的理解，就是巴索里尼(Pier Paoio Pasolini)的名言：“你们有着一张被你们父亲宠坏的脸／你们有着同样邪恶的双眼。”他称“五月风暴”革命的参与者为“被宠坏的孩子们”，以他为代表的一部分小布尔乔亚倾向于将革命的失败归因于革命参与者的固有劣根性，归因于60年代文化运动中盛行的“青春至上主义”，将革命之后境况的逆转归罪于“五月风暴”组织者和参与者的毫无反思的自信和自恋，或者说，是冒险主义和无理性葬送了革命。 戴：在任何一次激情型的革命当中，青春自恋的因素，度过青春期以进入成人式——即拉康所说的彻底走出镜像阶段进入到社会象征秩序当中的过程，都作为某种必然的因素而存在其中。在历史上任何一次失败的“革命”或“反革命”当中，似乎都很容易发现这种青春自恋因素：从法国大革命到“五月风暴”，甚至是从“青年法西斯”到红卫兵。这好象不失为一种解释历史的方式，一种观察省视的角度。但是我本人很厌恶这种解释模式，因为在这种解释中无疑包含了一种最古老的书写历史的方法，也就是“成王败寇”式的审判和逻辑。人们通常会将激情汹涌但昙花一现的“革命”——如“五月风暴”的失败归罪于青春狂热型的自恋，在失败的“革命”中最容易指认出“被宠坏的孩子”。但是如果这次“革命”曾经成功地改写了历史，建立了新的政权，我们就会有另一个“叙事版本”。诸如很少有人提到罗伯斯庇尔、丹东、马拉原来也是极易冲动的年轻人，我们已把他们作为伟人、作为伟大的英雄写进不容质疑、玷污的“伟大的历史”，把他们的“勇气和魄力”写进历史。比如，我们可以用高尔基的说法把十二月党人描述为“撞破了自己的头，把鼻血涂得满脸的狂热的孩子”，我们也可以把十二月党人描述成伟大的殉道者。我本人很厌恶那种廉价的“历史逆推法”；我最厌恶的行为之一，是聪明而轻松地审判失败者。 王：但是，“五月风暴”以后，电影理论进入大学，成为左翼知识分子语词颠覆游戏的重要话语空间，而日益机构化、体制化的学院学术体系又在逐步消灭着理论话语走出校园、投身社会实践的可能。 戴：正是在这里，黑格尔所称的“历史的诡计”似乎再一次被验证了。至少在罗兰·巴特等亲历“五月风暴”的一代知识分子那里，他们还在梦想在语词中颠覆、暴动，而最终结果似乎证明了他们终究是“无可救药”的理想主义者、浪漫主义者。后结构主义者们发现：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和整个社会权力机制都是以语言机制、文化机制为基础的，所以巴特、德里达等人认为退回学院、颠覆资产阶级的语言机制是一种根本的颠覆策略。70年代以降，迅速发展的后结构主义的颠覆对象就是逻各斯中心主义、整个西方人文科法统，也就是西方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但是他们始料不及的是，正是他们在逐步健全着“学院体制”。而资本主义体系也在非常有力和有效地吸纳着“学院体制”，于是“五月风暴”以后，“革命”成为校园中的特权。知识分子的理论，抗议和颠覆资本主义文化的努力最终演变成一种“交换”，他们反抗权力，而由此他们获得了另一个意义上的权力。所以，有论者概括布尔迪厄(Pierre Bourdieu)的理论称“知识分子不过是统治者中的被统治者”。从这个层次上，我们很容易理解布尔迪厄有关知识分子和文化资本的分析在西方知识界引起的震动。 但是，布尔迪厄式的对当代西方功能性知识分子、文化习俗及文化趣味的解剖、对知识分子群体在资本主义世界中位置和角色的批判，并不能简单地挪用到对当代中国大陆知识分子的观察中来，因为西方“革命”之后的这种历史进程在中国并未真正发生；准确地说，是正在发生，但并未完成。因此，并非说中国知识分子的角色和立场没有问题；与此相反，应该说存在着相当大的问题；但如果（也只能）以西方学院为范本，那么，中国的学院体制并未真正建立、健全；中国的学院“世界”也远未与外部世界相隔绝。如果说，中国知识分子无疑仍拥有某种意义上的特权，那么，它更接近旧式文人的特权（在这儿，我所谓的“文人”，是指瞿秋白所说的“文人”——“一为文人便不足观”；而不是本雅明所谓的“文人”），而完全不是福柯、布尔迪厄所论及的知识权力与文化资本。从某种意义上说，布尔迪厄所谓的“文化资本”或“象征资本”，在今日中国并未真正被承认、并运作为一种“资本”。作为这一现实的另一侧面，中国知识分子介入现实的路也仍然开敞。对于中国知识分子说来，真正的问题，是如何介入，以怎样的姿态和立场介入；甚至是何为知识分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