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民话语与表述真实 张建珍 刘恒的小说《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被称之为近年来少见的“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的代表作品。所谓“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实际上就是对现实生活的一种表述和提炼。在此，真实性非常重要，而表述本身则更为重要。它是叙事者对生活的一种关注和投射，它表明一种人文主义的立场，这正是现实的特点。而导演杨亚洲将小说改编为电影《没事偷着乐》时，则运用影视语言的修辞手段，将这种人文立场的表述推向了极致。 《没事偷着乐》以张大民为中心，讲述了贫嘴张大民一家人的生活。问题的焦点是房子，即一个生存空间的问题，因此影片阐述的是平民的生存空间和生存境遇的主题——这是我们常见的一个象喻性主题。老百姓生活的艰难和不易，生活对他们的不平与不公，他们对生活的执著与希望，苦尽甘来的幸福，他们的欢聚离愁、内心情感等等，都是这类题材直接的表现内容，也是本片直接的表现内容。影片中人物间的矛盾冲突在于，由于贫穷导致的私人空间被侵占，私人生活被干预，因此人物的欲望诉求就是努力在公众空间中寻找出一片自己的私人空间，一个独立的生存之所。这在影片中表现为张大民长有大树的小屋、二民的出走、三民与邻居对男女共用厕所的争夺及床第欢娱对他人的干扰、四民那张不许别人坐的床、五民希望大学毕业后到内蒙放马新疆种树的梦想。于是，影片矛盾冲突的解决也就在于对这一欲求的满足。影片最后给了我们一个令人满意的结局，它是在经济并不宽裕的情况下背着老人爬山的张大民的背影，整个画面色调明亮，阳光普照，这一象喻性的画面传达出的是“生活虽然充满苦难和沉重，但前方仍是一片美好光明”的朴素道理；它是登高远眺祖国山河时摆脱局促环境的开阔感和苦尽甘来的满足感；它是扶老背幼走在通往远方铁路上的一个核心家庭，前方是雾霭中如仙境般高耸的楼房。我们姑且不论这种梦想在多大程度上能够实现，但它符合公众的梦想，并给我们以生活的信心和希望。当我们对张大民的生存状况有了深入的体察之后，这一结局是我们理所当然的期望。在此，国家、集体所能给予个人的满足感和归属感成为人物的内心欲望，而不是一种被动的强加。 有关平民话语的言说我们已经有了很多，有主流意识形态话语在现实主义的典型性原则下对平民话语的想象性表述，有知识分子隐藏作者倾向努力还原现实生活原生态的纪实性表述，《没事偷着乐》似乎与两者都有所不同，它毫不隐蔽作者的主观立场，一反此类题材多使用长镜头的纪实风格，而是以频繁的淡出淡入、浓厚感情色彩的音乐、对某些生活场景的MTV式的画面美化、对生活事件的小品式的处理， 表达了创作者强烈的主观干预性。这种干预性是以一种冷静的注视、悲天悯人的关怀表现出来的。淡出这一暧昧的表达方式，似一双充满关怀的眼睛，伴随着沉闷悠长的管乐，或清亮悠扬的鸽哨，表现出极为丰富的含义。当张大民不得不面临两对夫妻一纸之隔的尴尬而坐在屋顶上沉思时，连续的淡出淡入不禁使我们对人物的生存困境有了更为深入的体察和更为冷静的思考；当四民患了白血病死去时，洁白的床单，飘动的窗帘，哭泣的儿童，不断的淡出切换形成一种MTV式的效果， 它把四民的死处理得凄美哀婉，它延缓了叙事的节奏，使我们的情感停留驻足，不禁为年轻美丽的生命的逝去而黯然神伤，即使她是一个普通人，这种美的破碎依然令人心碎；当大民为结婚征求全家人的意见时，影片运用淡出后较长时间的暂留形成的黑画面，不仅使我们认识到他们的生活有时被屏蔽的事实，而且通过画面的遮蔽，使我们可以更真切地倾听他们的声音。 另外，影片在表现平民生活的艰难和苦涩时，还强调了苦涩中的温馨和幸福，如整部影片明亮的色调，大民新婚之夜红色背景下紧紧相握的两只手的特写，长有大树的小屋，浪漫的花墙，类似花墙的小院门，等等，所有这些，都对普通百姓的日常生活进行了诗意的提升。也许这种提升在某种程度上弱化了生活的矛盾冲突，美化了冷酷的现实，但是，它却更令人感动，发人深省，它将一种强烈的人文关怀的目光投向了生活。是生活更为真实呢？还是表述更为真实？实质上，这是一个难解的问题。所幸的是，《没事偷着乐》为我们提供了这样一个思考的范本。 安贫乐道——温情的港湾 谭政 正当国人在以前所未有的热情关注自己的栖居之所时，杨亚洲的《没事偷着乐》把镜头对准了当下驳杂的存在，他用诙谐而又凝滞的镜语为观众真切细腻地展示了一个纷扰噪杂的城市空间。虽然其中传递着几分苦涩，但那份真情与温馨却也透过镜语缓缓地弥漫了出来。 安居才能乐业，在中国几千年的文化传统中，家的概念可谓根深蒂固，虽然有不少作品发出了“家如樊笼、铁屋子”之类的诅咒，但“游子思乡”、“落叶归根”却一直是中国抒情作品中恒定演绎的母题。《没事偷着乐》正是关注了一个“家”的故事，在连转个身都得小心翼翼的居住空间里，张大民长兄为父，有如蜗牛一般，辛苦地支撑着这个庞大的家庭，空间越是拥挤，家庭的情感越是频起波澜。经过改编，电影已比小说温和多了，“矮胖得象个球”的张大民在银幕上已经变成了高大的冯巩，即使扮相刻意平民化，但已能轻易地被观众接纳。于是小说中的黑色幽默淡化了许多，虽然如此，但无论个体抑或家的生存苦涩在片中自始至终挥之不去。 一个时断时续的横摇镜头把一片嘈杂的平房院落展现给了观众，低矮拥挤却漫无边际的屋脊，以及那萦绕不去的音乐桎梏得人们几乎喘不过气来。片中两次出现的鸟笼隐喻着这个大杂院里的人群正象笼中的鸟一样，不可能在蓝天下自由翱翔。现实的场域中，要想得到超脱本是不可能。可张大民即使有了女朋友想结婚也要得到家庭各成员的首肯——喜事也不免带有点灰色的悲哀了。影片中的家庭会议是导演极力铺陈的一场戏，贫嘴的张大民在这时也是战战兢兢。迂回战术虽有收获，但到最后，自鸣得意的张大民却也只能哭丧着脸，不停地说着些气话了，原因有点滑稽——只是家里差点容不下一台电视机。此时影片中连续黑场的应用极好地表述了张大民的委屈、无奈与艰辛，让观众在品味张大民机智贫嘴的同时，更体会了小人物那份活着的酸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