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1978年党召开了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了解放思想、拨乱反正、工作重点转移等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方针、政策、使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开始了新的历史时期。就此称为新时期，因为此前，虽然打倒了四人帮，但在电影界，受四人帮迫害的人多未平反昭雪；十年浩劫中颠倒了的是非还未颠倒过来；政治和文艺的界限混淆了；党的文艺方针、政策被篡改了；电影创作队伍遭到极大破坏，出现了“青黄不接”的严重局面，打倒四人帮后，人们在若狂的欣喜之后，不得不冷静思考：四人帮在文艺界所造成的罪恶，“左”的思潮长期和短期危害后果；文艺和现实、和生活、和创作主体意识的关系；中国、世界电影的现状及其发展的趋势等等。正在这些问题困扰着电影界良知未泯的人们的心灵的时候，社会上展开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对“两个凡是”错误思想的深入批判，给解放思想开避了道路。然而，真正的思想解放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首先，在电影界真正落实拨乱反正的政策；其次，打破禁区，鼓励创作；其三，在解放思想，肃清四人帮流毒“左”的思想影响之后，在电影界展开了电影语言革新，电影民族化，电影文学价值和电影本体论等学术讨论，以及广泛介绍国外电影理论与有益经验。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不仅为我们提供思想、精神原动力，而且也为创作提供物质基础。因此，在短短20年内，经过几代电影人的顽强努力，奋力拼搏，不懈探索，使我国电影在题材范围、主题深化、形式探索、风格多样等方面都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并且理所当然地跻身于世界电影艺术之林。 二 文革后，老一代摄影师均已年迈，有的体力不支，另一些，老骥伏枥，仍披挂上阵。吴蔚云拍摄《江姐》；黄绍芬拍摄《白蛇传》；罗从周拍摄《傲雷·一兰》、《雷雨》；薛伯青拍摄《二泉映月》（与白夫今合作）；许琦拍摄《曙光》、《天云山传奇》（获第一届金鸡奖最佳摄影奖），直到1991年还有《风雨故园》问世。高洪涛拍摄《拔哥的故事》（与徐孝光合作）；葛维卿拍摄《柳暗花明》、《火娃》（与周坤合作）。吴印咸和杨济明辛劳地奔波于培养后继人才的教育战线上。他们不仅是中国电影摄影大厦的奠基群体，而且在三十，四十年代创造了中国电影摄影艺术发展的两个高峰。 建国后，文革前那些年富力强，成为新中国摄影创作中坚的一代，新时期已越不惑之年，却也壮心不已。钱江拍摄了《大河奔流》；聂晶拍摄了《风雨历程》；王启民拍摄了《人到中年》；李光惠拍摄《吉鸿昌》（与李怀禄合作）；沈西林拍摄《从奴隶到将军》《南昌起义》等等。他们继承老一代优良传统，并和老一代一起创造了建国十周年第一个电影摄影艺术的辉煌高峰。这两代人（即俗称的第二代，第三代）虽然在新时期拍摄的作品，远未超过他们以往的创作巅峰，但这两群体的创作却是我国电影摄影宝库中最重要的财富，他们创作所构成的优良传统却为新时期电影艺术大厦的建立奠定了牢固的基础，为后继者攀登上新的顶峰提供了更高的起点。这两代人功不可没。 三 新时期20年，中国电影事业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新时期电影的大发展是从电影摄影开始的。这种说法是公允的。因为这是历史事实。这一成就的铸就是由文革前后崛起的第四代发轫，而由第五代完成的。所谓第四代基本上是文革前，电影学院或其它艺术院校毕业的大学生。由于文革及“论资排辈”的长年积压，他们出道属大器晚成。这些人多数经过专业培训，并多年跟随有经验的老摄影师学习。他们深受中国传统文化和美学熏陶，了解我国人民的欣赏习惯。他们的审美意识核心是真、善、美，偏爱的创作方法是现实主义，他们的艺术素质和专业功力也十分厚实。这群人一旦有独立拍摄机会，就会出手不凡，颇有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之气势。只1978年生产的56部故事片中，差不多一半以上是这代人单独或合作下拍摄的。其中影响较大的有：陈国良、云文跃拍摄的《小花》；应福康、郑宏拍摄的《苦恼人的笑》；曹作宾拍摄的《樱》；朱鼎玉、刘昌煦拍摄的《生活的颤音》。之后不到五年时间，他们已不是个别人，而是群体性地创造了摄影艺术的新成就。云文跃拍《良家妇女》；张松平拍完《人与太阳》（未放映）之后，又拍出《济南战役》；曹作宾拍出了《死神与少女》；朱鼎玉拍出《都市里的村庄》；应福康拍出《小街》；麦淑焕拍出了《被爱情遗忘的角落》；邱以仁拍《大桥下面》《陈毅市长》；邹积勋拍出《伤逝》《许茂和他的女儿们》（获第二届金鸡奖最佳摄影奖）；魏铎拍摄《春雨潇潇》《雾都茫茫》《逆光》（获第三届金鸡奖最佳摄影奖）；杨光远拍摄《归心似箭》《再生之地》（获第四届金鸡奖最佳摄影奖）；李晨声拍摄《瞧这一家子》《村路带我回家》《哦，香雪》（获第十届金鸡奖最佳摄影奖）《离婚》（获第十三届金鸡奖最佳摄影奖）；夏力行拍摄《魂系蓝天》《童年朋友》《人、鬼、情》；赵俊宏拍摄《女大学生宿舍》《庭院深深》（获第十届金鸡奖最佳摄影奖）；孙永田拍摄《多梦时节》《普莱维梯彻公司》《人之初》；王吉顺拍摄《十六号病房》《黄山来的姑娘》；鲍肖然拍摄《沙鸥》《见习律师》，《香魂女》《南中国1994》（获第十五届金鸡奖最佳摄影奖）等。还有许多许多，遗憾的是无法在这短文中尽然例数。这一群体新拍的这些影片都在不同程度上掀起革新冲击波，当时，对摄影界产生了强烈震憾。如果我们联系这批人最初的拍片背景，可能对“真”带来的革新意义会有更深的理解。尽人皆知，在文艺界，尤其电影界，长期被极左精神枷锁禁锢，在创作人员中，逐渐养成一种不求艺术有功，但求政治无过的惰性创作心态。其恶果，必然会酿成题材类型化、情节公式化、人物概念化、造型模式化、技巧程式化的趋势。这“五化”到文革时，又被推到顶峰，文艺舞台上，只剩下八个样板戏和“老三片”，文艺创作生机几被窒息。其中受害最深的，当然是当时的中青年一代。解放思想的号召，新思潮，新观念的传播理所当然地会在他们那里得到强烈回应。因此，他们能最早冲破羁绊，以适应新形势需要。他们的可贵之处在于：对新事物敏感，勇于奋进；对传统易于继承，又不拘泥，故打破“左”的教条桎梏，冲垮僵化冥顽，进行探索创新的历史使命责无旁贷地落在他们肩上。做为生于共同境遇，具有共同经历和相近文化素质的群体，他们勇于正视严酷创作现实，热切投身创作实践，施展全身解数，力挽频于绝境的电影摄影艺术，为此，他们曾在两条战线上进行过拼搏：一要继承传统，但又不能毫无创新；二要广泛借鉴，同时必须力避照搬。摄影师杨光远在他写的一篇文章中，表达了这代人当时具有的共同心声。他写道：“在摄影创作中，我们努力解放思想，大胆创新，力求从因循守旧公式化、概念化的创作方法中解放出来，有选择地学习借鉴国内外先进经验和新技巧……”虽然，其时，个别人创新缺乏自觉性，借鉴缺乏目的性，也出现了某些生搬硬套，照抄模仿现象，但不是主流，而且很快就遭到鄙弃。这代人的历史功绩及其革新意义不完全在于，他们探索的绝对正确和成就的无可非议，而在于这些创新政策带来的聩聋发振的冲击力和为未来发展播种、铺路，完成战略突破的第一梯队的任务。其实，又远不止于此，他们中的一些人，不但已经创造出堪称为特定历史时期的经典佳作，而且到今仍精力旺盛地创作更高层次上的新作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