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电影理论似乎是在晚近二十年内才得以响亮的提出，而其概念的内涵外延也是在这一时段的发展中逐步明确的。新时期电影理论的发展史，就是它不断打破禁锢，建构世界视野的奋争史。回顾这些年来与电影相关的种种研究或争议，不论是对其演变脉络的梳理，还是对其实践形式的考察，都不能回避电影方法现代化、文化化的意义。因此，描述八九十年代电影理论主题和形式的转换，也就是阐释西方理论在中国本土的容纳和演化。尽管这20年来的电影理论从来不曾是纯粹的一家之说，但与国际接轨、让电影成为电影、使电影研究进入自身话语逻辑的愿望始终是驱动这一领域不断拓展的基本心理诉求。78年以来发生在电影界的种种现象都从不同的角度标示了这一特征，而笔者仅将之归纳为四个方面，只是为了论述的集中和明确。 表述的危机：电影与文学性、戏剧性及娱乐性 以反思“文化革命”和追寻世界现代化潮流为两个基本前提的所谓新时期一经开始，数十年来占据中国文艺理论霸主地位的苏（联）式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便首当其冲地遭到置疑。这一理论模式虽然独有包罗万象的气势，但早已暴露出大而无当，空洞乏味的缺陷：宏观的概说和规范永远无法说明艺术创作过程及细节的鲜活和生动。随着旧有政治格局的解体和文艺政策的更换，人们对新历史叙事的期待和希望更加充分地支配了他们对艺术思想大规模变动的想象。而在新框架建立之前，批评界和理论界的工作依然是在旧文化的衣钵下清理创作观念。 对于电影理论来说，廓清自身的属性、功能及创造规范是当务之急。事实上，电影的新时期也正是于此起步的。 首先在政治上给以严厉批评的是在“文革”中、甚至更为久远的反“右”斗争中深受其害的老共产党员。夏衍在题为《前事不忘后事之师》的文章中一针见血地指出：“长期以来，我们在掌握政治与文艺的关系……等方面片面性严重。”（注：见《电影艺术》1979年第1期。 ）陈荒煤则不无感慨地说明：“由于过去机械地片面地强调文艺为政治服务，导致了文艺工作的要求简单化和庸俗化，忽视文艺的特征，不重视甚至否认文艺的特殊功能和作用……”（注：见《攀登集》陈荒煤著，中国电影出版社1986年版。）身为评论家的钟惦棐自然更加痛心疾首：“如果说文学艺术就是政治，它说明了什么呢？它什么也没说明，它说明的倒是文学艺术应该取消。”（注：见《文学评论》1979年第4期。）老一代艺术家、 同时也是老一代艺术领导者的态度为具体电影问题的讨论提供了一个原始的铺垫。 第一个被正面提出的是电影和戏剧的关系问题。中国电影的渊源与戏剧千丝万缕，而电影理论的不发达又使戏剧理论在很多年内成为电影评论的标尺。因而打破戏剧式电影观念就成为电影变革的先声。电影学院教师白景晟撰文设问：“电影依靠戏剧迈出了自己的第一步，然而当电影成为一种独立的艺术之后，它是否还要永远依靠戏剧这条拐杖走路呢？”他认为“是到了丢掉戏剧拐杖的时候了！”（注：见《电影艺术参考资料》1979年第1期。）另一个学院教师余倩则针锋相对， 他认为电影始终没有而且也不可能完全摆脱戏剧的影响。（注：见《电影艺术》1980年第12期。）西方电影研究家邵牧君以置换概念的方式介入讨论，提出电影并非“越来越摆脱了戏剧化的影响，”而且这也不能标示为“世界电影艺术在现代发展的一个趋势”。（注：见《电影艺术》1979年第5期。） 接踵而至的是电影的文学性问题。这场论争出入意料地肇始于一个曾在美国留学的资深电影艺术家——著名老导演张骏祥。他在一次导演艺术研讨会上令人惊讶地公然提出：“电影就是文学——用电影表现手段完成的文学”。（注：见《电影通讯》1980年第11期。）当界内同仁正在致力于电影主体性建设的时候，这样一种弦外之音自然会招致强烈的反映。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另一位老理论家郑雪莱的反驳：“电影剧本是一种文学（或‘第四种文学’），但电影并不就是文学：电影剧本要求为未来的影片提供思想艺术基础，但并非要反过来体现电影剧本的‘文学价值’……”（注：见《中国电影理论文选》下编，罗艺军主编，文化艺术出版社，1992年版。）他强调不要把电影和文学关系本末倒置。 不论是反戏剧性或文学性，其主旨都在于突出电影本身的规律性，酿造“电影就是电影”的话语环境。如果说这场爆发于80年代前半期的文学及戏剧的争论意在电影自身规范的建构，那么始发于80年代后半期的关于电影娱乐性的讨论则是它的延伸和继续，不同之处仅是前者偏重于语言，后者偏重于职能。 关于娱乐性的讨论共有过三次值得记录在案的活动。第一次是1987年《当代电影》连载的相关对话；第二次是1988年《当代电影》编辑部召开的“中国当代娱乐片研究会”；第三次是1992年北京电影学院主持的“把娱乐片拍得更艺术”的讨论。这三次活动从探讨娱乐片的价值和意义、说明娱乐的特殊社会文化功能到分析研究娱乐片创作的规则与方式，显示出层层递进的深化过程。这三次活动令人印象至深的是原广电部副部长陈昊苏。身为政府官员，他第一个开宗明义地肯定了娱乐是社会文明进步的需要，并提倡拍摄高水平的娱乐片。（注：见《当代电影》1989年第1期。）电影的娱乐功能本来与生俱有， 在中国却需要反复验名证身，这说明对电影自身规范的认识许多年来一直是理论和批评的盲点。关于娱乐片的三次讨论虽然时间跨度长达五年，但作用都如同纠左倾工具论之偏，旨在完整创作人员对电影的认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