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文化难，谈影视文化更难。电影不仅仅是电影，也不仅仅是艺术或所谓的“文化”，若要以文化的视角谈论电影、特别是谈论一部具体的影片，那更是难上加难的事。 我们生活在一个传统的或约定俗成的世界之中。说到底，文化还不是行为本身，而是构造行为和理解行为的知识。因而也有文化学家把文化定义为“习得”的信念、传统及行为指导等。当然，“习得”是一个过程，是一种自觉或不自觉的、与人的生存环境相关的养成。于是，文化的差异便自然而然地产生了，其中包括了人与人的差异、地域与地域的差异、种族与种族的差异、国家与国家的差异，乃至一个国家的不同地区之间的差异。不难想象，这种差异也必然地会显示在东西方电影语言的构造之中。我想，这是人人可以感受到的事实。譬如《泰坦尼克号》中的那个洛丝，既有知识又有行动，在中国的爱情片中是不可能有这样的女性形象的——要不是因了历史题材或受到彼时彼刻的文化氛围的制约的缘故，说不定卡麦龙会把她塑造成一个女权主义偶像（我们知道，卡麦龙曾导演过《魔鬼终结者》与《异类》，其中的女性形象已成为当代电影中的著名女权主义偶像），而女权主义对于中国电影来说，依然是一个陌生的概念—这不是某种文化扩张不扩张的问题，而是由中国社会的文化特质决定的，或者说，这必须取决于包括电影艺术家在内的中国人的文化可能性，即那种构造行为和理解行为的“知识”，或那种由来已久或根深蒂固的“习得”。最美好的女性是什么样的？无论是中国的导演还是中国的观众，心中总有一杆秤—不管自觉与否，在女性形象的把握方面，总以合乎“国情”的方式放飞自己的想象力，而中国银幕上轮番亮相的众多女性形象，便是一种女性观念的生动注解。从中，我们也可以感受到某些潜在的或显著的文化差异。 然而，文化的差异是一回事，文化的传通（或可交流）则又是一回事。否则，我们便无法解释已经成为事实的全球性电影交流或银幕欣赏的沟通，也无法想象《泰坦尼克号》可以风靡世界，可以在近半年的全球之旅后登陆中国，并受到生活在与美利坚完全不同的社会环境中的中国观众的欢迎。欢迎意味着呼应与共鸣，意味着影片拥有一种东西方共通的“文化品味”。 《泰坦尼克号》之所以能风靡全球，之所以能赢得中国观众的呼应与共鸣，倘以最简单的方式回答，那就是因了“传统”的缘故。正如电影评论家约瑟·阿罗亚所言，在现代高科技和大制作的包装之下，影片极大地借助了传统的好莱坞手法。他认为，该片的市场意识和技术处理都是到位的，但美学创新则未必。当然，这是专家的说法，普通观众才不管“美学创新”那一套呢。何况，中国电影与中国观众在电影渊源上，本来就与好莱坞的电影传统密切相关。若说美国电影文化的扩张或渗透，那是全世界都得承认的事实，而这个事实建立在于好莱坞电影制作所拥有的实力及牢固的世界地位。何况，这种电影文化的扩张或渗透，大都是对象自觉自愿接受的结果—没有强迫哪一个国家一定要进口《泰坦尼克号》，更没有谁指令中国人（包括中国的电影艺术家）一定要去影院欣赏《泰坦尼克号》（且要价不便宜）。当然，就如前面已经说过的，电影不仅仅是电影，电影艺术作为一种被具体化了的文化体现，其中必然包含了诸如价值观念之类的因素。不过，既然是作为文化体现的电影艺术，且试图如好莱坞电影那样实现文化扩张或文化渗透，前提便是实力，便是要拥有卓越的令人折服的作品，便是要获得传播，并赢得最广泛的观众—谁也做不到想扩张就扩张、想渗透就渗透。 要想获得传播及赢得最广泛的观众，其中的最佳艺术法则是什么呢？那就是恰当有效地借助传统的电影方式，包括从故事结构到传达的形式或手法，就如《泰坦尼克号》那样。电影与观众的关系，是一种双向选择的关系，或一种微妙的相互适应的关系；也可以说，是传统的电影语言培养了观众的欣赏或接受可能性，于是，观众也就对传统充满热情，因为传统的电影语言满足了他们的期待。中国观众对好莱坞电影传统的接受，不是从《泰坦尼克号》才开始的——可以说，中国电影观众的接受能力的“习得”或养成（并成为欣赏传统），正是起源于好莱坞电影。而其他国家的情形，也大致是如此。因此，好莱坞的电影之所以辐射全世界，也就不足为怪了。《泰坦尼克号》确实是很传统的，或者说，只有在动作与特技上，大成本、大制作的好莱坞是值得夸耀与自豪的，尤其是那些惊心动魄的大动作、大场面的精心创造，称得上是举世无双。但这一切，只是强化了传统的银幕可能性，或在不推翻传统、不从根本上伤害传统的前提下，使原有的电影语言获得发挥或改进，从而实现另一种意义上的冲击力。也可以说，大动作、大场面乃至特技的创造，使千锤百炼的好莱坞电影模式呈显出一种“现代化”气息，这样也就满足了观众的期待—对绝大多数观众来说，他们仍浸泡在传统的欣赏习惯之中，但又不甘心重复陈旧，而且怀有某种寻求新鲜刺激的渴望。不言而喻，《泰坦尼克号》于此是最合适的。由此看来，说《泰坦尼克号》没有一点儿美学创新的看法，是不怎么公正的，因为至少在大动作、大场面及一系列特技制作方面，还是具有新鲜感或新的突破的。应该承认，电影艺术是由方方面面的各个环节合成的：可以是整体的某些创新，局部的或某些环节的创新——其实，电影艺术的创新是一种历史过程，它是一步一步地逐渐完成的；作为文化现象，电影艺术应该寻找到与观众接受（即理解与感受电影的“知识”）的最佳契合点。就此而言，把《泰坦尼克号》称为典范也不过分。一部影片，不仅在本国本土而且在全世界赢得喝彩，实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所谓文化上的雅俗共赏，说起来很轻松，做起来比登天还难跨国家、跨民族的传播。 实际上，每个国家都希望在世界上树立卓越的形象，而文化的传播则是树立国家形象的一种综合性的、潜移默化的途径——电影艺术便是其中之一：既拥有形象性，又具备强大的精神辐射能力。如果我们不乐意把某种文化输出视为扩张或渗透的话，那可以把这种现象称作传播，或者是交流、“对话”。正是从这一意义上说，每个国家都拥有主动传播的欲望或倾向，而且谁也不可能拒绝这样的交流与“对话”。当然，其中不仅有一个国力的问题，而且作为电影艺术，还有一个创作的整体实力问题—在这方面，好莱坞的地位是无可比拟的。好莱坞基于自己的实力，还造就了一种优越的良性循环，即全世界的电影艺术家都可能在好莱坞寻找到进一步发展自己的天地，于是，好莱坞也就更加强化了自己的实力，而它的主动传播（或扩张或渗透）的能耐，也就不是呓语。当然，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独特国情，在文化上也不可能混为一谈—不用过于担心的是，因了传统文化（譬如中国的文化）所固有的那种本能的抵抗（甚至是排斥），包括电影在内的外来文化也极难做到畅通无阻。我们面临的最终还是有一个文化的输出与输入的问题。就输入来说，像电影文化，如《泰坦尼克号》的引进，除了正常的欣赏之外（先不谈以此赢利的问题），可作借鉴及触发我们思考的方面还是相当丰富的。从这一意义上说，称之为交流与“对话”、特别是电影界的“对话”最合适，做到因势利导、可以受益匪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