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期中国电影走过了改革开放的20年。改革开放20年的中国电影取得了巨大的成就，这是无可怀疑的。对此，我们应该认真总结。 另一方面，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逐步深入，社会体制的逐步变革，人们的精神生活方式的丰富和层次、要求的逐步提高，以及其它种种客观和主观方面的原因，中国电影也出现了滑坡现象，甚至陷入了某种困境。其主要表现为，电影市场的不景气，以及电影创作及生产与市场观众的需求出现了一定程度的不相适应。对此，我们更应该认真地研究和分析。 对这20年中国电影的发展历程，电影史家和理论家必有各种不同的描述和总结。电影理论家马德波先生在中国电影90周年纪念时发表了一篇题为《影运环流——九十年间“载道”与“娱乐”之争》的长文（注：此文分上、下两部分，由《电影艺术》1995年第2、3期连载。），将90年的中国电影历史分为八个阶段，其中前70年和后20年各分四个阶段。后四个阶段是：社会电影（1980—1981）；人生电影（1982—1986）；文化电影（1984—1987）；现代商业电影（自电影“企业化”迄今）。 对此，我们也可以做一些简化。 不妨将其分为以下三个阶段：（1）政治呐喊时期（1977—1981）；（2）人文艺术时期（1982—1987 ）；（3）商品市场时期（自“企业化”迄今）。进而， 我们还可以对这三个时期简要命名，即（1）会场时期；（2）剧场时期；（3 ）市场时期。这就是说，改革开放20年，中国电影经历了两次重大的转型。一是由会场时期的政治呐喊向剧场时期的人文艺术的转型；二是由剧场时期的人文艺术向市场时期的商品消费文化的转型。而后一种转型，又是中国电影未来的发展方向。因而，我们有必要专门从电影创作与市场观念之关系的角度，对这20年电影发展的历程做一番回顾、分析和总结。 一 若要从市场观念的产生和发展的角度来看20年来的中国电影，我们很快就会发现，上述关于新时期电影历史的分期大成问题。一方面，早在商业化转型之前，电影界就有了市场观念的萌芽和发展；另一方面，迟至商业化转型多年之后，电影创作界的市场观念却又并未发展成熟。市场观念的曲折多变，市场之路的崎岖坎坷，正是中国电影困难重重的主要原因。 在拨乱反正的政治呐喊此起彼伏、一片喧哗之际，面向市场的商业化电影就以娱乐片的形式悄然出现了。早在1980年，中国影坛就出现了诸如《红牡丹》、《黄英姑》、《蓝色档案》、《白莲花》、《黑面人》以及《神秘的大佛》等影片，称得上是五彩缤纷、神乎其神。其后，在香港导演张鑫炎执导的影片《少林寺》的影响下，中国大陆的武侠电影在数十年中断之后再一次出现，并迅速发展，出现了《武当》、《武林志》等不俗之作。由此形成了新时期中国电影娱乐片的第一次浪潮。接着是第二次，即1985年至1986年，出现了如《峨眉飞盗》、《神鞭》、《孤独的谋杀者》、《飓风行动》等一大批娱乐性影片。紧接着又是第三次更高的高潮，即1987至1988年，出现了《金镖黄天霸》、《悲翠麻将》、《最后的疯狂》、《黄河大侠》、《东陵大盗》（第三、四集）、《少爷的磨难》、《京都球侠》，以及《银蛇谋杀案》、《疯狂的代价》、《杀手情》、《摇滚青年》、《他选择谋杀》等更加丰富多彩的作品。（注：此三次高潮之说，参见倪震主编的《改革与中国电影》一书，中国电影出版社1994年版。）与此同时，电影界产生了一大批拍摄娱乐片的好手，如李文化、高天红、张华勋、王学新、薛彦东、李云东、周康渝、穆德远、王凤奎等。他们的影片常常占据电影拷贝发行量或票房额的前十名。他们不仅是早期中国电影市场的开路先锋和市场上的佼佼者，而且开创了新时期中国电影的古装武侠片、现代枪战片、警匪片、刑侦片、惊险片、喜剧片等娱乐类型电影的先河，为其创立了一些基本的技、艺规范。 可是在当时，这种电影商品化的发展趋势和一浪高过一浪的娱乐片大潮，非但没有获得应有的肯定和赞扬，得不到批评界的重视和支持，反而遭到冷遇和蔑视，甚至讥讽和嘲弄。在1981年的一次研讨会上，当时长影的袁小平厂长对批评界轻视和贬低娱乐片大不以为然，并且逢人便问：“商品化有什么不好？”（注：参见马德波先生的论文：《影运环流（下）》，《电影艺术》1995年第3期，第51页。）可是， 在那样的年代，他能得到满意的回答吗？那时的社会主流意识形态中尚未有明确的市场经济的思想观念，人们对商品文化有明显的心理抵触情绪，电影界更是忙于自身的艺术定位，商品化对大多数人来说还是一个非常陌生而且不无贬义的概念。仿佛电影艺术与商品文化水火难容，电影一旦与商品市场扯到了一起便是自贬身价、乃至自甘堕落。在当时，娱乐片所能得到的最好的评价，也只不过是“多样化”格局中的一样，而且还是层次最低的一样。当时实际上有许多娱乐片作品遭到了评论界、乃至社会舆论界严厉的批评。这些批评文章为将来的电影史家提供了极宝贵的研究资料。未来的人们一定对其中的一些文章观点难以索解，例如最严厉而又最常用的一句批评：“要钱不要脸”。《神秘的大佛》的导演张华勋在多年以后的一次电影研讨会上，还对他的影片当年所受到的不公正的批评愤愤难平：他的影片遭到的批评是“追求票房价值”，“血淋淋的恐怖”和“低级庸俗，迎合观众的不健康情绪”。（注：见《当代电影》1987年第2期《对话：娱乐片》。 ）他的第二部武侠片《武林志》拍完后，又曾经被列为不准公开宣传的影片，（注：此三次高潮之说，参见倪震主编的《改革与中国电影》一书，中国电影出版社1994年版，第161页。）此后，他再也不敢、亦不愿接着拍摄武侠片了。 新时期武侠电影由此失去了一位大将。 张华勋、袁小平等电影导演和厂长所遭遇的这种令后人难以置信的状况，在当时却一点也不难理解。“追求票房价值”居然也成了一项罪名，这不仅出于长期的计划经济对人们的思想观念的影响，同时也是中国传统的“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的价值观念及其心理的必然反应。这种价值观念及其心理惯性，不仅在当时、在现在产生巨大的影响；而且还会对未来产生影响，成为中国电影乃至中国社会经济走向市场化和现代化的巨大的障碍。 二 电影理论、批评界何以对如此蓬勃的早期娱乐片大潮这样迟钝，以至于春江水暖鸭未知；又何以如此偏狭，以至于对娱乐片既缺乏认真研究的应有的热情，又持那样固执和苛刻的蔑视态度？这的确是一个问题。实际上，早就有人质问专家“为什么不能像关心‘探索片’一样，关心一下在观众中能引起反响的影片，关心一下‘娱乐片’呢？一提‘娱乐片’恐怕专家们就要现出不屑一提的神色了。我感觉，在相当一部分专家的笔下和口中，对‘娱乐片’流露的总是一种轻蔑、讥讽、嘲弄的感情，如何指望专家和观众同气相求呢！专家与观众审美标准、趣味上的‘反差’越来越大。这不仅疏远了观众，也挫伤了一部分真心实意为观众拍片子的艺术家的积极性”。（注：见梁嘉琦《电影：现状与专家》，《社会·电影·观众》，华艺出版社，中国星星出版公司1988年版。）对许多专家而言，这话算不得过分。当然，我们也要看到，中国的电影理论、批评专家在由会场时期向剧场时期转型过程中充当了先锋角色，而在由剧场向市场的文化转型过程中则有一段时间缺席、甚至还有一部分人充当了拦阻批评的角色，这是有多重原因的。经过长时期的思想禁锢，专家们思想的翅膀大多麻痹，需要在思想解放的时代潮流中加以疗救；万众一心、听命于上的心理惯性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一下子难以扭转；计划经济体制下要为市场经济问题提前操心多少有些勉为其难；心理上与一般观众本身存在一段不小的距离亦使专家们难以主动去替对方着想；思想观念中的精英意识、自古“代圣人立言”，决定了他们难以接受大众文化的价值观念。总之，这需要一个过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