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揭开了中国电影史研究新的一页。 如果说巴赞、克拉考尔理论的引进，是促进新时期电影美学发展的直接起因，那么“20-40年代中国电影回顾”的举行，则是推动中国电影史研究的重要契机。纪实美学为电影本体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路，而中国早期影片在国内外普遍受到关注和赞赏，成为人们重新了解和认识中国电影的一个窗口。 或许是只有掌握足够的历史资料才能拂去时间的尘封而不致模糊视线，也可能是面对深层而敏感的问题更需要冷静的头脑和严肃的思索，总之中国电影史研究没有象电影理论批评那样转眼之间就轰轰烈烈，喧嚣一时，而是在理论热潮过后，特别是到了80年代后期直至90年代，才悄然而起，渐渐引起人们的注意。 一、历史话题与历史语境 电影史把电影作为历史话题，以时间向度为主要领域，逆时而返，追述电影的过去。沿时性地解释电影的发生、发展与变化，使电影史的任务与电影理论批评的任务区别开来。 电影史首先是历史，其次是电影，具有双重性格。作为一门艺术史，电影史是史学研究的一个分支。电影史研究应该掌握并运用一般史学研究的观点和方法，也就是说，必须将其纳入史学研究的轨道，使其具备应有的史学品格和史学价值。 美国电影史学家罗伯特·C·艾伦和道格拉斯·戈梅里在《电影史：理论与实践》一书中说，研究电影史时，应当“把电影史置于一般历史研究的语境之中”。他们提出，用一般史学的哲学思想、研究方法，特别是当代史学研究的最新观念，来重新编写电影史，才有可能改变电影史研究视野的狭窄和层次的低下，提高其学术地位和研究水平。他们说：“电影史学家们不仅必须是一位电影学者，还必须是一位历史学者。”对电影史研究提出了很高的要求。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思想解放的日益深入，研究环境大为改善，学术气氛空前活跃。这给电影史研究提供了良好的生存条件和社会氛围。一些长期从事中国电影史研究的专家、学者，有感于现实的需要，开始着手重写中国电影史，努力探寻中国电影史研究的新路子。 新时期中国电影史研究的最大进步，是史学意识的觉醒。 1.观念的更新。 任何历史都是今人眼中的历史。历史学家所要回答的是，历史是什么样的？它为什么会是这样？因此，以什么眼光、用什么观点、从什么角度来治史写史，至关重要。辩证唯物史观告诉我们，历史现象是客观存在，必须运用正确的思想观点和分析方法，透过现象看本质，才能揭示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从而推动人类社会的不断进步。 新时期中国电影史研究克服了长期以来“左”的思想影响，突破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思维模式，从庸俗社会学的桎梏中彻底解放出来。许多研究者本着尊重事实、实事求是的精神，力求恢复历史的本来面目。他们尝试以新的历史视点，着重探索中国电影内在机制的演变和外部联系的变化，寻求中国电影独特的历史足迹。 在中国，社会每一次重大变动，都会改变电影的生产方式，影响影片的内容和形式，电影随着政治形势的动荡时起时伏，历尽坎坷，这在世界其他国家恐怕是少见的。新时期中国电影史研究正是抓住这一基本特点，着重考察电影同社会的关系以及电影自身的发展。研究者们在更为广阔的社会背景中，剖析特定时代中的电影运动和电影现象，探讨电影在人们生活中发挥什么影响和作用以及这种影响和作用是如何产生的，研究电影在与社会扯不断理还乱的联系中发生怎样的嬗变和演化。无论是对事，还是对人及其作品，都力求从实际出发，看其对整个社会进步及电影自身发展有何作用，从而作出客观公正的评价，避免了过去那种由于现实的阶级斗争需要而对历史进行简单政治评判的局限和错误。 早期电影是中国电影发展的起点，由于长期以来人们习惯于以政治为唯一标准去观察和评价电影，忽视电影自身的特点和规律，因而对这一时期复杂的电影创作现象，采取了简单的贬抑或否定态度。改革开放以来，一些研究者根据翔实的史料，进行认真细致的研究分析，作出了比较符合历史实际的评价，充分肯定了早期电影创作在促进电影艺术自身发展上的作用和意义。他们提出，初始的影片创作，是中国人进一步了解电影并试图掌握其独特表现形式和手法的有益尝试。而20年代是中国电影重要的艺术探索时期，商业上的激烈竞争，推动了电影创作和电影理论的自由发展，呈现出最初的繁荣景象，为中国电影发展奠定了良好基础。 李少白、弘石用历史和艺术相结合的方法，以详尽可靠的史料为依据，既考虑到电影艺术作为社会文化的反映同整个社会历史进程的联系，又考虑到电影作为艺术所具有的特殊性，通过具体分析，对早期电影的艺术品位和历史价值进行重新评价。他们认为，早期短故事片创作为拍摄长故事片作了准备，而《阎瑞生》等影片，是短片创作向长片创作发展的转折点。特别是《孤儿救祖记》的问世，宣告了中国电影的朦胧的尝试阶段的结束和自觉的艺术探索时期的开始。进入20年代，经济和技术的可能性，观众的文化消费取向，社会对电影的认知和理解，以及电影艺术自身发展的阶段性规律等多种因素的合力作用，使故事片由短而长的变化和演进成为历史必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