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前30年中国电影创作特征 80年代之前，中国电影(1949-1979)在其30年的发展过程中形成了它的基本模式，这一模式具有以下特征： 一、具有鲜明的宣传教育主题。这一中国主流电影最突出的特征来源于中国文化“文以载道”传统、苏联电影的范式以及国家主流意识形态的宣传需要。 二、具有常规商业电影的基本叙事模式和叙事的功能性元素，即表现主体对客体的永恒追求，在这个追求过程中故事具有常规叙事的基本功能性元素，如主体（主人公）、客体（主角寻找的对象）、发生者（确定使命和任务者）、接受者（获得果实者）、反对者（阻碍主体行动者）、辅佐者（帮助主体行动者）。在这一基本范式内，中国主流电影又分为三种类型： （一）常规型 主体具有主流意识形态的思想信仰和精神品格，主体从发送者那里接受使命和任务，然后开始了追求客体、实现目标的行动，紧接着这一行动受到反对者的阻挠和干扰，但主体毫不畏惧，绝不畏缩，他克服困难，勇往直前，在辅佐者的帮助和支持下，终于达到目标，获得欲望客体并赢得辅佐者的支持，这意味着对主体所具有的行为哲学、价值观念、精神信仰的奖励和肯定。《南征北战》、《渡江侦察记》、《山间铃响马帮来》、《平原游陆队》、《红色娘子军》、《冰山上的来客》、《阿诗玛》、《我们村里的年轻人》、《五朵金花》、《刘三姐》等一大批在大陆家喻户晓的电影都遵循了这个模式。 （二）传统悲剧型 电影展呈了主体在追求客体的过程中未达目标，遭到失败，主体因此牺牲或毁灭，这就是中国古典诗词中所说的“出师未捷身先死”，但牺牲和毁灭使主体的精神信仰、思想信念、价值追求得到升华和宏扬，像《董存瑞》、《林则徐》、《回民支队》、《甲午风云》、《翠岗红旗》等一大批中国主流电影遵循这种模式。 （三）综合型 这个时期中国电影更多的情况是常规型与传统悲剧型的综合，即主体（主人公）从发送者那儿得到任务和使命，于是开始了追求客体、实现目标的行动。在这一过程中，主人公牺牲了，发送者确定的使命和任务却完成了，主人公所追求的目标也实现了。在这种叙事本文里，基本的叙事动力来源于发送者，叙事追求着两种观赏效应，一是主体思想精神的升华和宣扬，二是发送者使命完成后的满足与喜悦。 三、具有以叙事为主要功能的、以鲜明褒贬为主要特征的影像视觉风格。 由于中国常规电影要表意，要叙事，要展示行为，要图解故事，所以不大象有些西方电影那样多近景、特写，突现人的精神情绪，精微地表现其物质真实，而是以中景、全景镜头为主，有效地展示人物的全身性影像活动，引导观众关注画面的叙事性内容。 出于中国戏曲的脸谱化传统，出于中国人物肖像画的变形传统（如在一幅画内把帝王画得高大，把臣下画得矮小），出于主导意识形态的宣传需要，有意识地造成影像运作的不等值，有意识地在机位角度、灯光运用、化妆造型等多方面褒扬电影本文所要突出的一方，贬抑电影本文所要否定的一方，这种影像处理的做法在“文革”电影中发展到了一种极致，成为一种美学定律：在画面布局上，我正敌偏；在摄影机角度的定位上，我仰敌俯；在景别的选择上，我大敌小；在色彩的处理上，我暖敌冷。在此基础上，这种美学原则又进一步发展：在所有人物中突出正面人物，在正面人物中突出英雄人物，在英雄人物中突出主要英雄人物。 上述特征和模式是从1949年至1979年中国电影的主要形式。这些美学原则和创作方法以它的独特性被载入不少国家编写的世界艺术史册。 80年代初，中国出现了巨大历史性转折，在这样一种背景下，全国各门艺术界开始了寻找新艺术形式、展现新思想探索的潮流，于是在电影领域，从内容到形式有异于以往常规主流电影的新电影开始出现，我们将这种电影称之为艺术电影。从1979年到1989年，中国艺术电影经历了两个发展阶段：生发期和融合期，这两个阶段展现出不同的格局和风貌。 二、生发期(1979-1985)艺术电影新风貌 中国艺术电影的发韧自然是基于众所周知的社会历史原因。70年代末80年代初，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大略方针的提出，改革开放光明前景的展呈，使得思想文化界、文学艺术界群情激昂，思想解放运动波澜壮阔，人文知识分子以前所未有的激情向传统意识形态的大门撞击，表达思想探索的各种艺术创新自然应运而生。 中国艺术电影得以生成的经济原因是：政治体制中虽然提出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指导方针，经济体制中的大锅饭格局还未出现裂解和重构，“铁饭碗”依然保证着每个电影制片厂的每一部电影被中国电影发行放映公司以每部70万元人民币的价格收购。所以，不管艺术电影的形式怎样创新出奇，不管这些形式怎样地与百姓大众的欣赏习惯格格不入，制片厂都能得到稳定的经济回报，还能赢得思想探索和艺术创新的美名，无怪乎西安电影制片厂和广西电影制片厂都要争当大陆艺术电影的摇篮。所以我们说，计划经济体制中的电影统购包销制度是中国艺术电影得以生成并持续的经济基础。正因为有这一物质保障，这一时期艺术电影的形式探索在求新的道路上走得最远。 中国电影界最早突破旧有制作格局的是第四代电影人。这一代人经历了“文革”十年的历史浩劫和极左政治的束缚压抑，在精神和心灵上留下难以弥合的创痛和疤痕。宣泄被压抑的情绪，流淌被吞咽的血泪，是这一代人在这一时刻的心理需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