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讨会的主持人给我出了个题目，要我谈谈“喜剧片创作的规律”。其实大家都已经谈了很多，我只想补充一条：规律是从哪里来的？我的回答是：规律是从社会生活来的；社会生活在发展，作品在发展，那么，规律也是在发展的。 过去，我在搞喜剧片创作的时候，给自己定过几个“规律”——其实也都是从书上看来的，是苏联“老大哥”那里的观点。一个“规律”是：喜剧电影不需要讲究风景。也就是说，如果把画面配得很漂亮、很美，对“笑”反而有妨碍。可是我后来看到人家国外拍的一些喜剧片，画面很漂亮，它也没有妨碍嘛。看来这个不对。我过去给自己定的另一个比较固定的“规律”是：喜剧创作中不要搞抒情，搞了抒情就难以笑起来。可是后来我看到梁赞诺夫的一部片子，它从头到尾串整个戏的，只有几个抒情歌曲，看着不也蛮舒服的吗？大家不是也都接受了吗？我还有一个最固定的“规律”是：喜剧里边不能死人——恐怕现在很多创作者也是这样想的。可是，1984年在桂林开的那个喜剧电影研讨会上，看了一部日本电影《啊，军歌》，它里面当场死人，而且是用机关枪打死的。这部影片却是个大喜剧，而且是极高明的讽刺喜剧——它一直讽刺到靖国神社，讽刺到天皇。 所以，从这些我就感觉到，我原来想的那些“规律”，是捆绑自己的。喜剧电影创作当然是有规律的，但我想这样说可能更好一些：“规律”能够帮助我们创作，但千万不要完全跟着“规律”去创作；不然的话，那就限制你的创作，必然把你捆绑起来。 不少人试图给喜剧下定义，但我觉得还是不下为好。老实说，这个定义是很难下的，特别是在喜剧电影里边。我认为，喜剧不是一个类型，因此喜剧片不能叫类型片，喜剧片更不是一种样式；喜剧只是一个类别。在所有的创作中，除了正剧、喜剧、悲剧之外，还能有啥末事呢？当然，在喜剧片创作的大范围里面，它是可以有各种不同的样式的：包括“鬼怪”喜剧，包括像《音乐之声》那样的音乐喜剧，等等。至于谈到“规律”——如果说喜剧有规律的话，那么，“笑”就是它的规律。喜剧总得让人笑。去看一部戏，绢头湿了两条，回来后却说今天这喜剧“真嗲”，这可能吗？那你何必叫喜剧呢？你不笑，哪来的喜剧？所以，说来说去，喜剧的创作规律，也就是“笑”的规律。 那么，到底什么叫“笑”？我至今还没有看到一种解释能够涵盖一切。柏格森认为笑是居高临下的，是理智的。可是生活里面也有一种笑完全不是这样。比如，大家都去听陈毅市长作报告，一边听一边哈哈地笑。请问：陈毅作报告的时候，我笑是因为觉得我李天济比他陈毅高明吗？而根据我的琢磨，“笑”既是一种生理现象，同时又是一种社会现象——因为只有人才会笑。作为社会现象，它是一种态度，是特定的人在特定的时间、空间里边对特定的人和事的态度。这就决定了“笑”的几个特点。一个特点是：“笑”具有不同的性质。因为人对事物的态度有各种各样，因此“笑”的性质也是各种各样的——比如，讽刺的“笑”和幽默的“笑”是两种不同的“笑”。而既然有不同性质的“笑”，所以也应该有不同的喜剧。第二个特点是：“笑”是有时代性的。比如，现在让我发言，而我站起来先说一遍“毛主席教导我们说，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它就不倒”，大家就会觉得好笑，觉得你李天济有“毛病”。可是这在当年是很严肃的。当年很严肃的东西，换了时空，就变得可笑了。第三个特点是：“笑”是有传染性的。同样一部片子，剧场里坐了三成观众、五成观众和满场观众，它的“笑”是不一样的；人越多，笑声就越大。 “笑”到底是手段还是目的？这个问题50年代就开始讨论了。我认为，“笑”的本身，既是手段，又是目的。在喜剧里，“笑”本身就能解决问题——以前我们是不这么提的，可是吃了很多亏以后，尤其近十几年来，我想来想去确实就是这样。莫里哀在《伪君子》结尾的时候，并没有加一幕表现伪君子怎么样进行思想改造、下一次做真君子的戏。为什么？因为剧中那个伪君子最后暴露了，大家哈哈一笑，就已经把这个戏的任务完成了。我们一般都说形象大于思想。那么，在喜剧里面，“笑”本身就大于思想，大于所谓哲理，大于所谓社会内涵。为什么？因为社会内涵等等这一切，在这儿都变成了笑！你总得写人物吧？你总要写一个可笑的人吧？而既然“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那么这个人身上就集中了历史的和现实的东西，就有很大的涵盖面；你把这个人物写好了，那它当然就概括进去了。当然，不能要求每一个作品的“笑”里面都是充满社会内涵的。因为这仅仅是一种追求和希望，就好比号召大家学雷锋，你总不能因为我没有做到就把我关进监牢吧。作为一个方向和追求，要达到这一步，恐怕是要一步一步地走。 我认为，“笑”既可以有认识的作用，也可以有消遣、愉悦的作用，还可以有发泄的作用。比如，你李天济堂堂一级编剧，你才拿几个“子儿”，还比不上门口卖茶叶蛋的；那么，拿这种现象来开开玩笑，能够获得心里平衡，它也是一种发泄。除此之外，“笑”还有一种作用，就是：摧毁。这种作用，近几十年里我们很少提。像《钦差大臣》这样的戏，不是一种摧毁吗？讽刺，的的确确是一种摧毁性的“笑”。它是弱者的武器。它的力量，来自于弱者运用这个武器可以击倒强大的对手。卓别林之所以成为卓别林，就是因为他作为小人物讽刺了比自己强大的东西——从整个资本主义制度一直到“哈哎，希特勒”。但讽刺是不能反过来用的，卓别林要是让希特勒反过来去讽刺理发师，行吗？这就是说，让强大的东西去讽刺弱小的东西，行不通。另外，对于讽刺，我认为不可不用，但必须慎重。因为它太锋利了，容易误伤。 关于讽刺，我还想多说两句。我觉得，解放以来，完整的讽刺喜剧，在我们的银幕上好象没有出现过。这有多种原因。过去，我把这里面的原因推之于客观，推之于审查呀等等。现在年纪大一点，心平气和一点，我就问自己：假定没有任何人来审查，没有任何东西约束你李天济，就让你自由地写，你写得出来吗？ 我的结论是：我写不出来。为什么？因为讽刺是代表弱者来显出强大力量的，因此，你对生活，你对人的理解——从现实到历史，需要极其深刻的功底。怪这个，怪那个，归根到底，还在创作者本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