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世纪后半，特别是70—80年代，语言研究明显地从语言的结构转向语言的实际运用，转向言语交际活动，转向言语，于是语言学出现了“语篇热”，（注：外语界使用的text.TEKCT，最早指“篇章”（文学作品），现已用广义，指“话语”，用“语篇”表达为宜，另外的术语为дйсKурс,discours。）出现了“话语语言学”，相应地出现了“语篇（话语）修辞学”。人们认识到，进行言语活动，使用语言进行交际，不是说出某某词句，而是说话，即运用话语或语篇。俄罗斯学者A.戈尔什柯夫说得好：“研究语言的使用就是在语篇平面上研究语言，语篇不是（研究言语）的辅助材料，而是基本对象。” 语篇修辞学是功能辞学的合乎逻辑的继续和发展。总的来看，当代修辞学研究正向着实际语篇的分析，揭示语篇结构和功能类型的方向发展。“须知功能语体本身乃是基于为一系列交际领域服务，并成为这些交际领域典型现象的语篇之上的抽象和概括。”（注：奥金卓夫：《语篇修辞学》，莫斯科，1980，24页。） 语篇，特别是语篇类型（巴赫金称之为“言语体裁”）的研究已成为当代语言学，包括当代修辞学的热门课题。巴赫金在他逝世后1979年才被语文学界接触到的《言语体裁》一文中说：功能语体研究“只有在始终考虑到语体的言语体裁特性，并在事先研究言语体裁类型的基础上才会是正确的和有成效的。但到目前为止语言修辞学并没有这种基础，由此产生它的弱点。”又说，“任何的语体和修辞都与话语以及话语形式也即言语体裁密不可分。”（注：《语言创作美学》，莫斯科， 1979，242页。）修辞学界常说修辞活动在于“选择”。从语言角度来看，“哪里有选择，哪里就有修辞”（巴赫金）。在巴赫金之前人们谈选择，都是只谈对语言单位的选择（或加组织）。巴赫金提出：人们欲表达思想感情进行交际时首先是选择“言语体裁”（即“言语体式”）。我们的所有话语都是通过一定的“言语体裁”表达出来。巴赫金说：“甚至在最自由无束的谈话中，我们都是按一定的体裁形式说话，有的体裁形式是固定的，程式化的，有的则比较灵活、有较大的可塑性和创造性”。（注：《语言创作美学》，莫斯科，1979，267页。 ）“言语体裁组织我们的言语，就同词语和语法形式组织我们的言语一样。”（注：《语言创作美学》，莫斯科，1979，257页。） “言语体裁”（不单是我们所熟悉的文学作品的“体裁”）问题已引起国外语文界日益广泛的注意和研究。我想特别强调“言语体裁”理论对于修辞学发展的指导意义。 功能修辞学对“语言使用”的研究无疑做出了重要贡献。但真正解决语言运用的问题，语体研究还嫌抽象、概括、空泛。因为语体不过是“使用可能性”的概括。 俄罗斯学者K ·多里宁在其《法语修辞学》1987年修订版（78页）中也指出：“看来，比较正确的办法不是像大多数功能修辞学著作那样追求高度、广泛的概括。已成传统的功能语体过于概括，在一种语体的名目下联合起过于多样的言语情景；〈……〉这样的概括研究‘无助于揭示不同目的、社会条件下，不同的社会活动领域中，根据言语内容的不同，语言使用上的多样性’。”多里宁认为，应该加强具体的研究，从方法论上说，在研究工作中，应该不是从“大的”功能语体出发，而是从比较小的划分——即言语样式（体裁）出发。 “言语体裁”（或曰“言语体式”）的研究是一种“微观体”的研究，而“语体”则是“宏观体”的研究。如果说“语体”是语言修辞学平面的抽象，那么“言语体裁”则是言语修辞学的抽象。“言语体裁”比之“语体”更“接近生活”（巴赫金），更接近言语实践，能更好地解决“语言使用”的问题，同时弥补功能修辞学（语体学）的不足。 俄罗斯著名功能修辞学者M·科任娜教授，在1987 年的一篇文章中指出：“尽管在修辞学著作中必然都要谈到语言外部因素，但是这些因素几乎没有在真正科学的基础上进行研究……要考虑语言的外部因素这个命题常常只是宣言式的，而没有做科学的探讨。”（注：见论文集《从交际角度看语篇修辞学》，第10页。） “语言的使用”问题必然涉及到语境——交际的场合、对象和目的，也就是陈望道先生早就强调的“题旨、情境”，但在90年代以前的修辞学（语言修辞学）中，只是抽象空泛地提及，而没有具体的分析。例如公文事务语体，只笼统地讲用于与法律相对应的社会活动领域，从功能（目的）来讲，笼统地说是起调解人际关系的功能，带有指令性、约束性。实际上，公文事务语体包容了多种多样的“言语体裁”，不同的“言语体裁”体现着不同的题旨：命令、要求、请求，有的根本没有指令性、约束性，只是一种对事实的肯定、认同或社交应酬（如祝贺——贺信）。这些只有在“言语体裁”层面上才体现出来。 此前的功能修辞学，一方面着眼于语言在不同社会领域的使用，但另一方面，由于没有摆脱索绪尔语言学观念的影响，强调研究“语言的集体的、社会化的运用规律”，就忽略了（甚至有意识地排斥）人的因素。下述论断很有代表性： “如果说修辞学研究语言的使用，而使用又是社会中确定下来的熟巧的汇集，人们根据这种种熟巧在言语活动过程中进行对语言手段的选择，那么这门科学的语言学地位正是建立在这样的基础上，即她的研究对象乃是真正可以称得起集体性的语言使用的熟巧。”“对于我们来说，谁和如何使用这些手段和原则，并没有意义”。（注：《俄语修辞学》，莫斯科，科学出版社，1987，第11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