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有关“发展”的研究成为学术界的一个热点；尤其是亚洲地区的发展，不断地创造着奇迹，令国际的学术视野从西东迁。战后至今历经了差不多50个年头，但亚洲社会的发展却完成了“四波发展大转型”。（注：萧新煌：《亚太转型、区域成长圈与永续发展》，香港中文大学香港亚太研究所，1997年香港，第1页。 ）第一波指60年代的日本现代发展；第二波是70年代末期后所发展出来“亚洲四小龙”（台湾、韩国、香港、新加坡）的经济奇迹；第三波始于80年代末期，在中国沿海及东南亚地区所表现出来的发展潜力；第四波乃90年代跨国、跨区域的成长圈（成长三角）之涌现。（注：萧新煌：《亚太转型、 区域成长圈与永续发展》， 香港中文大学香港亚太研究所，1997年香港，第1页。） 本是一脉相连的澳门、香港、台湾，及中国大陆由于历史上种种原因产生了各自不同的发展模式，并表现出不同发展程度上的成效；今天四地都是亚洲社会中的主要区域，先后在亚洲四波发展大转型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故此，对澳门、香港及台湾等地的发展作比较研究别具意义。 本文的目的是采用世界理论的观点来比较澳门、香港、台湾等地的发展历程，以及它们如何在世界体系中流动争取今天所获得的位置；与此同时， 亦尝试对此理论方法作出反思。 （注：“世界体系理论”（world system theory）假设全球每个地区， 包括资本主义非资本主义（如社会主义）地区，都处于同一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之内。然而世界体系内有些地区的发展成效较卓越，有些则较迟缓，导致在世界体系中的市场交易出现不平等的情况；因此，不同发展程度可反映于世界体系中所获取的不同位置：核心（core）、半边陲（semiperiphery ）、及边陲（periphery）。半边陲地区之存在， 可使核心地区与边陲地区之间的不平等交易严重程度减低，同时也可提供一个发展机会给边陲地区去转型为半边陲位置，而半边陲地区也可有机会转型为核心位置。因此，所有在世界体系内的地区都会因应它们发展程度的不同，在体系内进行上下流动（mobility），并获取不同的位置。） 一、澳门发展阶段 相对于香港及台湾而言，澳门有一段较悠久的发展历史，它也是一个最早脱离中国内地、交由别国管治的地区。自开埠至今澳门已经历了四五百年的光景，但可惜的是一直未能得到国际学术界对它的重视，即使在澳门本区也找不到太多关于澳门发展的严谨研究。基于笔者以往对澳门社会所作的研究，下面尝试对它的发展过程作一大体概括和阐述。（注：分别参见陈欣欣：《澳门社会初探》，万事威出版，1992香港，第4—5页：《回归前澳门社会的变迁》，载于《两岸四地：中国、台湾、香港、澳门四个华人社会的发展》，广角镜出版，1997香港，第231 —241页：《台湾社会发展的特殊因素》，亦载于上书。） （一）传统时期（1557—1840） 由澳门开埠（1557年）至19世纪中叶鸦片战争爆发（1840年）之间，可以说是一个较低度发展的时期。当时澳门还是个渔业社会，居民生活简朴，与中国内地的华人生活模式大致相同。除渔业生产外，澳门还有一些以转口生意为主的商业贸易活动。在此时期内，澳门的转口航运业逐渐蓬勃发展，澳门随之而成了中西文化的一个交汇地。这情况可以用来反驳依赖理论（dependency theory）的观点， 认为殖民地（或类似殖民地）是永远被殖民者牵着走，不能有超卓的发展成就。 虽然澳门在当时已是个国际性商港，不过长期以来渔村社区是澳门华人的天下，他们甚少与外界沟通，过着自给自足的生活。直接与外界接触的，是澳门的葡人、居住在澳门的外国人及少部分华裔商人。他们的生活方式本来就是外国文化的一部分，没有理由和必要抗拒外来的文化。因此，澳门的商人与官员社区，正好代表一种华洋杂处、互相融汇的生活世界。 这个时期的澳门基本上是个二元社会，一元是和谐简朴的华人渔村，另一元是商贸活跃的官商社区（大部分是非华人）。虽然生活在这二元之中的人们有各自不同的生活方式，不同的价值取向；而且彼此甚少过问他方生活世界的事情，因而在某种程度上，此二元社会之和谐性乃建基于权力关系之上，即官商社区对渔村社区的控制；不过其二元分界并未造成对立，只是一种二元并存、互不闻问的境况。 若套用世界体系理论观点之分析，澳门的发展开始时好像已攀爬至一个非边陲位置，在同时期的发展中，比香港、台湾及大陆内地较有成效；但是否所有澳门居民都能分享此阶段的成效？答案恐怕只是占人口比例中少数的官商社区才可享受当时发展的成效；如此情况又似乎符合了依赖理论的解释。 （二）小规模转型时期（1841—1970） 清政府在鸦片战争中失败，被迫开放五个通商口岸：广州、厦门、福州、宁波和上海，并且割让香港给英国。此后这些地区的发展直接影响了澳门的商港地位。故此，澳门必须另觅发展的方法才可生存下去，因此它开展了炮竹、火柴、神香等小手工业，并大肆经营其博彩、娼妓、鸦片以及其他特殊的服务性行业。 虽然澳门社会经历了一个转型，但主要集中在经济层面，其他社会制度并无太显著的改变，依然保留前一时期的二元结构特色。华人渔村社区没有因经济的转型而改变其生活方式；虽然在官商社区当中，很多人已转向生产小手工业的商品，及从事以上服务性行业的经营，但官商社区（或官工商社区）对低下阶层华人社区的控制，与以往没有太大的分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