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以1998年深圳市启动内需,实现经济较快增长为案例,试图阐明一个实行了广泛而深入的经济体制改革、经济活动市场化程度较高的经济,具有在实行财政扩张政策时,避免长期经济增长不稳定的理论可能性和现实可行性。 一、产业结构调整与降低总需求替代效应 深圳是一个高度外向型的城市经济,1997年的对外贸易的依存度高达300%,与香港和新加坡同期指标相差不大。虽然深圳不具备完整的宏观经济管理手段,但这并不妨碍以它作为宏观经济政策的分析案例。第一,尽管城市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与国家不同,包括有大量的地区之间的贸易往来,但是若将地区间贸易往来视同于国别间的贸易往来,统一列入净出口项,就不会影响对经济总量的观察。第二,地方政府不具备独立的货币政策,而类似于新加坡、香港的小型开放经济,在实行固定汇率制度的时候,也不能实行主动的货币政策,这并不妨碍小型经济政府采取有效的宏观经济政策。小型经济宏观管理的特点是,要对全球经济的趋势做出灵敏的反应,这与一国内的城市经济对中央政府宏观经济政策所做的反应并无本质差别。与小型经济相同,地方政府在扩大财政支出时,IS曲线向右移动不会影响外部利率水平,因此不会产生挤出效应。总之,以深圳作为一个开放的小型经济案例在理论上是成立的。 1997年末深圳市的决策层就已经意识到,1998年深圳经济会面对很大困难,需要采取坚决的扩大内需的政策。1998年,深圳市的宏观经济政策可以概括为两个方面,一是尽可能减缓出口增长率下降、消费不振对经济增长的负面影响。为此,先后制定了两个“十条”来支持出口企业,保持出口的适度增长。同时推行住房按揭制度和在深圳购房入户口的政策,保持一定的社会购买力;二是大幅度增加财政投资,启动一系列重大基础设施建设项目。1998年预计实际经济增长率14.5%,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19%,高于上年水平,其中企业投资增长缓慢,政府财政支出增长21.3%,财政投资主导的基础设施投资增长了31.2%。受东亚金融危机的影响,深圳的出口增长率骤降19.5个百分点,仅为0.7%,由于进口萎缩得更快,所以仍保持了67.6亿美元的净出口(见图1、表1)。一个很有意思的经济现象是,1998年深圳固定资产投资与出口增长曲线呈现出很明显的对称形态,出口增长率高的月份,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较低;出口增长率低的月份,则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较高。从表面上看,深圳扩大内需的政府投资弥补了出口增长率下降和企业投资下降,通过需求替代的方式比较有效地抑制了经济增长率的下滑,似乎可以运用凯恩斯主义的理论模型对1998年深圳的经济增长作出解释,但是实际情况却远非如此简单。
通过对总需求和总供给增长因素进行分解可以发现,1998年深圳经济主要特点是,在总需求结构调整过程中,几乎同时发生了总供给结构的调整,这为避免需求替代效应的长期化,政府财政扩张和财政赤字的货币化提供了现实基础。从总需求看,政府引导投资的行为发挥了重要作用,在当年替代了增长率显著降低的出口需求和消费需求。从总供给看,1998年深圳产业结构发生了重要变化,第二产业比例上升明显,其中工业增加值的增长最快。当年工业增加值对深圳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的贡献超过了50%。值得注意的是,深圳的原材料工业和一次能源工业并不发达,基础设施投资扩张对钢材、水泥等原材料及能源工业的需求并不能有效地带动本地工业增加值的增长。1998年深圳增长较快的行业和产品,集中于电子和通讯信息产业等高新技术产业,它们的快速发展并不源于深圳市基础设施投资的增长,而是来源于国内市场上对通讯业需求的增加,例如,1997年深圳程控交换机的生产是652万线,占全国的36%,1998年前11个月已达到1264万线,占当年全国新增产量的50%。1997年深圳高新技术产品占工业增加值的比重为35%,1998年这一比重已经接近40%。 因为没有观察到深圳出口生产企业和高新技术企业的库存有明显增长,我们可以对1998年深圳经济增长做如下解释:第一,深圳的出口导向型生产企业具有比较充分的信息,有减少投资和压缩生产规模的合理预期和行动。第二,以国内需求为主的生产企业,对内需引导的宏观经济政策的反应相当灵敏,很快地扩大了生产规模,同时还完成了从新增产量到实现市场销售的“惊险的一跃”。这里我们需要增加一个说明,在东亚金融危机冲击的1997年,深圳经济保持着15%以上的年增长率。用宏观经济学语言来表达,深圳经济处在充分就业的总供给水平上,生产能力应当是得到了较充分的利用,不存在生产能力的闲置。明确这一点对我们的分析有关键意义,因为在生产能力不存在闲置时,总需求扩张并不能直接引起实际总供给的提高。在出口市场萎缩时,要保证实际总供给水平不变需要进行生产结构的调整。基于这样一种认识,我们就应当去发现凯恩斯主义模型中不予讨论的投资替代现象,即除去政府财政支出增长,基础建设投资增加,补偿企业投资和消费、出口下降的需求替代外(注:应当说明的是,1998年深圳的净出口水平与上年相比并未下降,但是这是在进口增长率相对于出口增长率有更大下降条件下形成的。),深圳还应当出现投资替代的现象,即在出口品生产企业和国内消费品生产企业的投资增量缩减时,应当出现新的支柱产业的投资增长。统计分析表明,1998年深圳的工业固定资产投资确实是存在投资替代现象,即传统产业投资下降,而高新技术企业投资上升。如果我们把这样的投资替代过程向外推一年就不难得出如下结论,上年产量的增长和定单的增加,使深圳的高新技术企业对1999年会形成更好的市场预期,也会进行更大规模的投资,这会使社会总体的企业投资增长率趋向提高。企业投资热情的提高,会有效地减弱政府要不断增大财政支出,防止通货紧缩的压力。财政政策引起总需求结构变化,政府支出对公众消费和企业投资的替代效应会逐渐消失。在确认经济已经远离经济衰退后,政府的支出就会恢复到合理水平,总需求结构就会回到初始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