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在我的思想意识中，自觉不自觉地存在着这样一种看法：走共同富裕之路意味着发展各种不同形式的公有经济；而发展个体经济和私营经济只能意味着两极分化──少数人发财，多数人贫困破产。同富裕之路联系在一起，定会遭到耻笑。但是，今年前不久的一次短暂的温州之行，从根本上改变了我的看法。因此写出这篇调查报告，现发表出来，请大家予以评论。 家庭工业雨后春笋式的发展是温州经济腾飞的基础 改革开放以来，温州地区经济获得了飞速发展，人民生活已步入小康。温州地区经济发展的道路也因此而获得了同珠江三角洲模式、苏南模式齐名的温州模式的美称。如果说珠江三角洲模式的主要特点是依托港澳发展外向型经济；苏南地区主要是依托上海、苏州、无锡、常州等大中城市的辐射发展乡镇企业，那么全无这些有利条件的温州地区经济的飞跃则主要是建立在个体家庭工业的迅速发展基础上的。 温州家庭工业基本上是以一个个的小家庭为单位的。资金为家庭平日积蓄加上少许贷款。劳力也就是一家老少。有些较为富裕，或者技术较为复杂的作坊，一般都有几个学徒，或临时工，忙时则来，闲时就去，真正的常年雇工很少，是一种典型的小商品生产。这样一种落后的生产方式之所以能成为温州经济起飞的基础是同当地的自然和社会条件分不开的。 温州市地处浙东南沿海一带。山多地少。全市630万人口，可耕面积仅为284万亩，人均耕地0.45亩，单靠农业根本无法生活。解放前他们为了生计，肩挑背背，奔行于异国他乡，或从事小商品的贩卖，或以自己的一技之长服务于城市居民。这就逐渐形成了温州地区人民从事经商或手工劳动的深厚传统。解放后，由于温州地区与台湾隔海相望，属前线地区，几十年来中央基本上没有对该地区作工业性投资，社会生产结构没有重大变化。直到改革开放之初，温州人民的贫困状态毫无改变。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夕（1978年）温州80%的农村劳动力还被捆绑在土地上，人均年收入仅有113.5元。这种情况决定了温州人民只能选择投资少，技术要求低，成本不高，能耗少，运输方便的小商品生产与再生加工产品的生产作为起步点。最早发展起来的苍南宜山再生腈纶织品；金乡的各种小塑料片（如粮票、公园门票）、小商标、小红膜等产品；平阳县肖江镇的塑料编织袋；永喜县桥头镇的纽扣；瑞安市仙降镇的再生塑料鞋等皆属于此。这种生产无需专用厂房、仓库，家庭住宅中腾出一点地方即可，它又可充分利用农民的闲散时间和辅助劳动力。因此当政府的政策放开以后，这种家庭工业便迅速在温州地区发展了起来。 自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决议公布和贯彻执行至80年代中期，温州农村已有60%的劳动力从农业中转移了出来，从事第二、第三产业。80年代前半期温州地区的国营工业增长了53%（85年与80年相比），同期集体工业增长了163%，个体工业增长了19.6倍。此后，乡镇企业以年均30%以上的速度向前发展。 1993年温州地区的乡镇企业投入开发建设的资金多达40余亿元。产值超百万元的300余家；100万元的192家；5000万元的5家；还有2家超过了亿元。1993年全市乡镇企业的工业产值高达207亿元，占了全市工业总产值的68%；实现利润9亿元；缴纳税金13亿元，占全市财政收入的73%。可见以家庭工业为主体的乡镇企业已成为温州整个国民经济的基础，也是温州630万人实现小康生活的坚实保障。1992年，温州农村居民人均收入1772元，城镇居民人均收入2796元。均已达到小康水平。 温州地区的家庭工业与自然经济条件下的那种以满足自家或本地区人民的需要为目的自给自足的家庭工业不同。这里的家庭工业不论从对产品的需求，原料的供给，还是从生产发展的需要来说都同本地没有多少直接的联系。这是一种社会化专业化的商品生产，是以全国，甚至是以海外的市场为目标来生产的，如苍南县宜山区的腈纶绒毯制品、永喜桥头附近十几个村子的纽扣业、乐清县柳市的低压电器都是这样。在温州全市大约形成了十余个这种专业生产区。这是温州家庭工业社会化的第一个表现。 温州家庭工业的社会化除表现在它与全国大市场的联系之外，还表现在它们内部的分工与协作上。这就是说，温州家庭手工业发展的结果不仅形成了一个个专业化生产的村镇，而且在一个村镇内部的各个家庭手工作坊之间也存在着发达的专业化的分工与协作的关系。如在苍南县的腈纶再生业中就有原料采购专业户、原料分拣专业户、开花专业户、并纱专业户、编织专业户、缝纫专业户、产品销售专业户及专门经营运输的专业户。各种专业户之间的比例完全是根据生产流程的需要自发形成的，整个腈纶再生制品的制作过程，就是由20000多分散在各村的家庭手工作坊，在市场规律和生产过程的具体要求下协作完成的。这里既无统一的管理者，又无一个统筹兼顾的指导部门。一切听命于市场，市场是这一精细的分工协作过程的组织者。如此精细的分工固然与它可以使技术简化便于掌握和有利于提高劳动生产率有关。另外也与他们的资本有限，无法购置更多的机器、厂房等有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