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西方美学在20世纪中国文化语境中的学术地位、价值和意义

作 者:

作者简介:
仪平策 山东大学文学院

原文出处:
山东大学学报:哲社版

内容提要:

20世纪的中国美学史,总体上是以西方美学为推力、为圭臬、为主导、为中心的历史;西方美学的学术价值主要体现在五个方面,即现代化的学术承诺、理性化的认知规范、体系化的知识形态、普遍化的阐释准则和科学化的研究方法;但西方美学在中国文化语境中“水土不服”的深在症状也已逐渐显露,所以至世纪末,中国美学研究的本土化学术倾向正开始走向自觉。


期刊代号:B7
分类名称:美学
复印期号:1999 年 11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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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世纪已近尾声,对于当代学界而言,这是一个重要的时间背景。它使得对本世纪许多重大学术问题进行冷静检讨和全面反思的历史需求兀然凸现出来。自然,我国的美学界也面临着这样的任务和机遇。那么,20世纪中国美学需要检讨和反思的是什么?问题固然很多,但最突出、最重要的问题之一,无疑是该追问和重估一下,在本世纪中国文化语境中,蜂拥而入的西方美学的学术地位、价值和意义究竟何在。弄清这一点,对下个世纪中国美学健康发展的重要性应当是不言而喻的。

      (一)

      这里所谓西方美学,主要包括四大部分,一是西方古典美学;二是西方现代美学;三是19世纪俄国和前苏联美学;四是马克思主义美学。这四大部分对本世纪中国美学的影响虽因历史的不同需求而各有侧重,但相对于中国本土美学而言,它们共同呈现为西方美学的整体概念和形象。

      首先需要明确的一个问题是,20世纪中国文化语境里的西方美学和中国(传统)美学之间到底是一种什么关系,也就是说,西方美学在20世纪中国到底处于一种什么样的地位。一个很通行的说法是,20世纪中国美学史是中、西方两大美学体系大碰撞、大冲突、大交流、大融合的历史。这一说法听来似有道理,但仔细分辨就觉得不甚确切,因为这种历史态势的形成必须以对立双方力量的均等平衡为前提。然而事实上,中、西方两大美学在20世纪中国文化语境中的地位一直不是势均力敌、平分秋色的,其间强弱分明、主次判然的格局十分明了。既然如此,那么所谓二者大碰撞、大冲突、大交流、大融合的流行说法就值得怀疑。

      当然,我们完全可以说,20世纪中国美学并非西方美学话语的一统天下。中国本土美学也是有发展的,特别是80年代以来中国传统美学研究已呈现出全面崛兴之势;同时本土美学面对西方美学的大举“入侵”也并未放弃抵抗。它虽然没有采取直接的、激烈的对抗方式,但却在文化根柢处对中国美学民族特性进行了潜隐的、默默的顽强坚守。即使在“五四”新文化运动和“新时期”的改革开放中,这种民族审美文化的默然坚守依然没有彻底离场。对此,我们是绝对无权忽略的。

      但是,我们还是要不无遗憾地承认,在20世纪中国审美文化语境中,西方美学的“霸权”地位和超强优势是显而易见的,是客观上无可争议的“征服”者和主导者。这突出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在一般美学理论的建设上,无论是思维形式、研究方法的选择,还是具体概念、范畴、观点、体系的确定,都无一不以西方美学为圭臬。这是每一个搞美学的人都清楚的,不用多说。二是即使是研究中国本土美学,也基本凭恃的是西方美学的话语体系。在中国本土上,中国(传统)美学成为西方美学重新阐释的客体对象,这是一个无奈而客观的实情。从早期的王国维、蔡元培、宗白华、朱光潜、丰子恺,直到今天的传统美学研究,基本都是走的这条路子。这也是了解美学史研究的人都知道的事。如果把这条路子看作是一种中国(传统)美学西方化的过程,即使不完全正确,也是有一定道理的。三是在整个文化背景上,虽自“鸦片战争”以来,中西体用之辩一直没有停止过,但“西体中用”说却也一直占据主流地位。这一点在“五四”前后和新时期尤为显著,而在其他时期也不曾有根本的改变(如以美学为例,在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时期,以德国古典美学为主要理论资源的马克思主义美学即为我国美学不可动摇的指导思想,亦即美学之“本”)。对最后一点,我们不妨进一步设问一下,包括美学在内的整个文化上的“西体中用”,这只是个别理论家、政治家的想法,还是中国现、当代历史内在必然的需求?

      对此,人们已经谈了很多,笔者只想简要指出,撇开20世纪中国特定的社会政治背景和西方文化所谓的“全球战略”不谈,即从一种纯学术的眼光看,西方美学涌入中国语境实在是历史的自觉选择,是中国审美文化的内在要求所使然。这个内在要求就是中国近、现代以来所一直鼓胀着的走出古典、超越传统、赶超世界、进入现代这一巨大的历史渴求与文化想象。很明显,这一历史渴求与文化想象的实质也就是向西方看齐,因为在近、现代中国人的主流观念中,西方代表的就是新文明、就是现代化。正如胡适在1935年仍然在说的:“现在有人说‘折衷’,说‘中国本位’,都是空谈。此时没有别的路可走,只有努力接受这个新世界的新文明”。“这个新世界的新文明”当然只能是西方文明。他还用“全盘西化”、“全盘接受”、“不妨拼命走极端”这样的话来强调他关于学习西方的明确态度(注:《编辑后记》, 载《独立评论》142号,1935年3月17日出版。)。胡适这一不乏过激的“西化”观点,应当说是有较大代表性的。它虽指的是一般的中国现实变革和文化前途问题,不专指美学,但无疑包括着美学,反映着中国近、现代美学的主流意识。事实上,同其他领域相比,美学的“西化”欲求尤其强烈,因为它作为一门学科,本身就是西方近代的产物。所以,中国美学要满足走出传统、跃入现代的历史欲求,只有以西方美学为本体、为准的,把它视为可资凭恃的基本的理论范型和学术典式。这是本世纪中国美学别无选择的自觉选择。

      所以我们得出这样的判断,即20世纪的中国美学史,总体上是以西方美学为推力、为圭臬、为主导、为中心的历史。

      (二)

      问题在于,对于中国美学而言,西方美学值得“全盘接受”的内在学术价值具体有哪些呢?我们觉得,大致地讲起码有以下五个方面。

      1.“现代化”的学术承诺。

      同其他社会文化领域一样,“现代化”也是20世纪中国美学的“中心焦虑”和巨大渴求。那么,谁能保证这一“中心焦虑”的释解和巨大渴求的实现?显然,本土传统美学无力承担这一使命,因为它已被人们普遍视为“非理论”的、不“科学”的,所以不可能成为“现代”的。于是,西方美学就理所当然地成为首选对象;它被认为能为中国美学的“现代化”提供一种学术可能和承诺。实际上,“现代化”作为一种似乎不证自明的普遍绝对的价值信念和标准,在20世纪中国文化语境中已差不多就等同于“西方化”,美学的现代化当然也不例外。我们今天仍常常听到的一些美学上的“大话语”(Big Words), 如建立马克思主义的现代美学体系,建立中国特色的现代美学体系,等等,无一不把“现代(化)”作为中国美学的最高学术旨归。然而很明显,这个“现代”一词的本义,主要指的是以西方(现代)水平为标准,或至少有“赶上西方”、“能与西方并肩”诸层意思在内的。一句话,中国美学的现代化实际上就是以西方美学为基本准的、尺度和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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