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人类的美感和审美，可能发生得很早，早在文字创造之前的数千年之前即已表现在陶器上、玉器上和各种装饰物上，那些美丽的图案花纹并不像某些考据家所说的都带有图腾、巫术或特定的寓意内容，有的很明显是出于审美的意义。因为没有文字，当然无法记录下来，但有了文字之后，现在所能见到的也仅仅是只言片语，诸如“美无度”，“美如英”，“美目盼兮”之类。在那时候，人们能够描述的，大约还限于就事论事。虽然审美思想已体现在各种典籍之中，然而把美学当做一门专门的学问进行研究，却是晚近的事。18世纪中叶，先有德国人鲍姆嘉通提出，至19世纪中叶的一百年间才进入系统发展阶段，并出现了像康德、黑格尔、车尔尼雪夫斯基等美学家。 我国的美学思想虽然很早，也很丰富，但作为美学的专门研究则比西方晚了几个世纪。19世纪末叶，王国维开始介绍西方美学思想，梁启超讨论艺术美；进入20世纪之后，蔡元培提倡美育，都为我国美学学科的建立起了奠基的作用。20年代和30年代崛起的朱光潜、宗白华等，或是在系统介绍西方美学著作方面，或是在中国传统美学特点方面，都分别作出了巨大的贡献。至于50年代成长起来的美学家，现在也已进入老年，尽管经受过“禁区”和“大批判”的困惑，但毕竟还是顽强地坚持下来，并且做出了应有的贡献。“文革”之后，美学研究人才辈出，使一个冷落的学科逐渐热了起来。20世纪，中国人建立起自己的美学学科。 现在，我们正站在20世纪的尽头，就要走进21世纪。处在世纪之交的当儿，瞻前顾后，每个美学家或关心美学的人都会想到，下一步应该怎么办呢？ 我们所说的“中国美学”，是个比较含糊的概念。至少可作两种理解，一是中国人所研究的美学，在自己的国度里建立的美学学科；二是在内容上，研究中国的美学，并建立“中国式”的美学学科。从表面上看，前者似乎理直气壮，美学就是美学，是哲学范畴的思辨，分什么中国的和外国的，难道康德和黑格尔是研究德国的美学吗？相形之下，后者似有民族主义色彩。既然是研究美学，就应该研究放之四海的美学，是否有必要非限制在中国的范围之内。然而空泛的争议不能解决实际问题。问题的关键在于，我们对中国数千年的美学思想究竟了解多少，对中国的人文背景和人民的审美心理了解多少，对中国艺术发展的来龙去脉和风格特点、艺术成就了解多少？假若对中国一无所知或知之甚少，那“放之四海”的美学怎能对准中国之“的”呢。事实上，如果将此问题扩大了看，马克思主义何尝不是如此呢。我们说马克思主义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但是马克思并没有替我们制定中国革命的办法，只有在反复的斗争实践中找到了“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道路，才取得了革命的成功。除非美学的研究毫无实际目的，不想解决中国的问题，否则就得认真对此进行思考。 一个世纪以来，我国美学研究所取得的成就是毋庸怀疑的。首先是从无到有，较为系统的介绍了西方美学的成就，有了很好的借鉴，并在此基础上创造了自己的研究成果。对于中国美学思想和中国美学的研究，虽然没有形成气候，但是已有不少热心者在那里默默地耕耘，并作出相应的成绩。特别像宗白华先生，几乎终其一生思考中国美学问题。他虽然未及建造起中国美学的巍巍大厦，但所筹建的砖瓦、门窗和梁椽已经够多够多。在我看来，他的“散步”式的文章比之那种拗嘴的仗势文章要高明得多，至少是看得懂，有的放矢，解决了问题。假如每个美学家平心思考于此，用功于此，可能会发现一个审美的新天地。中国的天地是很大的。 我有一个切身体会，当然不一定会有普遍性。50年前读大学时，常听人们说西洋艺术如何科学，中国艺术如何不科学，就像西医和中医一样，最后是落个“西医改造中医”。画了明暗素描反而不会处理国画的线条，学了透视反而看不起国画的“三远”法。对于山水画章法上的“山以云隔”，讥之为“乌烟瘴气法”。宗白华先生说： 西洋画法上的透视法是在画面上依几何学的测算构造一个三进向的空间的幻景。一切视线集结于一个焦点（或消失点）。正如邹一桂所说：“布影由阔而狭，以三角量之。画宫室于墙壁，令人几欲走进。”而中国“三远”之法，则对于同此一片山景“仰山巅，窥山后，望远山”，我们的视线是流动的，转折的。由高转深，由深转近，再横向于平远，成了一个节奏化的行动。郭熙又说：“正面溪山林木，盘折委曲，铺设其景而来，不厌其详，所以足人目之近寻也。傍边平远，峤岭重叠，钩连镖缈而去，不厌其远，所以极人目之旷望也。”他对于高远、深远、平远，用俯仰往还的视线，抚摩之，眷恋之，一视同仁，处处流连。这与西洋透视法从一固定角度把握“一远”，大相径庭。而正是宗炳所说的“目所绸缪，身所盘恒”的境界。苏东坡诗云：“赖有高楼能聚远，一时收拾与闲人。”真能说出中国诗人、画家对空间的吐纳与表现。由这“三远法”所构的空间不复是几何学的科学性的透视空间，而是诗意的创造性的艺术空间。趋向着音乐境界，渗透了时间节奏。它的构成不依据算学，而依据动力学。（注：宗白华：“中国诗画中所表现的空间意识”，载《艺境》，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210页。） 像宗先生这样的高识远见，在我国美学界不多，艺术界更少。至今在艺术院校中，对“三远”法还停留在“散点透视”的阶段，依然是“西医改造中医”的结果。最近我到欧洲作艺术考察，看了不少古典的建筑、绘画和雕刻。亲眼所见比之对书本看图片大不相同。使我体会到，为什么丹纳的《艺术哲学》仅以绘画、雕刻和建筑为对象。如果我们的美学家和艺术家也依样画葫芦，将此模式套用于中国，必然会得出不如外国的结论，因为每个国家和民族在某些艺术门类的发展上其重点是不同的。以己之短比人之长，势必是个矮子。而比较艺术学的终极目的，不是单纯地比长短，更重要的是比特点。早在1938年，宗白华先生已经看到了这一点。他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