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美学的文化探源

      中国美学和西方美学都经历了从古代到现代的发展，因而它们有历史的共同性，这种共同性是中西美学比较研究应当突出强调的问题。中西美学首先是古代的美学和现代的美学，其次才是中国的美学和西方的美学。我们不应让一些表面差异遮盖了这种共同性，或者在强调那些确有差异的时候，忘记了这个基本的背景。在这个前提下，本文主要对中西美学在其文化或宗教源头上的分歧作一初步的论述，涉及至上神的双重性，隐含天道与隐含人道，以及中国古代宗教的有形超越等问题。这些问题并不直接涉及美学，但其实质与美学关系重大，可以说是进一步进行美学研究的前期准备。

      一、理性化与至上神

      中西美学的差异，源于其古代宗教观念。宗教观念是人类最早形成的一种综合性的意识形态，它不仅体现着人类对世界的感受和欲求，包含着先民对世界的情感体验，领悟理解，而且也包含着审美意识的萌芽。这种观念具有发展根源或最初源头的意义，它所包含的人的理性化的倾向，规定了其后中西美学数千年的发展走向以及各自不同的特点。所谓理性化，就是人性对普遍性和规范性的追求，就是人希求从万物中将自己提升出来，并在艰难的环境中把握外部世界的独有精神。在古代宗教中，这种理性化的倾向是以形成至上神的方式表现出来的，而中西美学的差异，就与至上神形成的方式有极其密切的关系。

      古代宗教至上神的形成有两大来源，一个是产生于自然崇拜的自然神，另一个是产生于祖先崇拜的祖先神。自然神与宇宙自然相关，祖先神则与人生社会相关，因此可以说至上神有自然和社会两个侧翼，或者说有自然和社会的双重性。这一点，无论对于西方古代宗教还是对于中国古代宗教，都是相同的。但是，在如何综合这两个方面从而形成至上神的方式上，却有明显的差异。这里的关键问题是祖先神向英雄神的转化。关于西方至上神的形成，先看下面这个图表：

      

      在西方，自然崇拜和祖先崇拜分别朝两个方面发展。自然崇拜在向自然神方面发展的同时，纯自然方面的独立性也在逐渐形成；祖先崇拜在向英雄神方面发展的同时，纯人间方面的独立性也在形成。综合在一起是这样的情形：在自然神和英雄神向形而上的神界升腾并两相混合的同时，形而下的自然方面和社会（人间）方面，其独立性也在逐渐形成。因此，这实际上也是一个本体和现象两分的过程。从祖先崇拜形成的神与人的关系看，人无神性，人服从于神的意旨；从自然崇拜形成的神与物的关系看，物无神性，物折射神的光辉。自然神和英雄神的混合及向上神界的升腾，形成至上神，这个远离了自然和社会的至上神是宗教的上帝和哲学的理念，宗教的上帝和哲学的理念正是下界的创造者，是世界的创造者。但是至上神在中国古代宗教中的形成却有所不同：

      

      在中国古代宗教中，自然崇拜和祖先崇拜没有像西方那样分别朝两个方面发展，一方面，中国古代没有英雄神与自然神混合上升的创世神话，另一方面，也没有失去神性的自然物质和失去神性的社会人间。在中国上古时期，祖先崇拜的强大力量抑制了英雄崇拜，使在西方那里最终失去了神性的祖先神在中国具有了更多的神性。祖先就是英雄，祖先就是上帝。另一方面，自然崇拜因失去了与祖先崇拜中英雄神上升趋向的对应，而不能充分显示自然神本有的上升超越的特性，相反，它因受到祖先神的吸引而下降。这样一来，它失去了离开自然从而向形上境界发展的力量，但同时也避免了二元分离，即没有导致有神的自然（神话与自然神）与无神的自然（自然物质）的分离，它使自然的神性就保持在自然中，如同祖先崇拜没有导致有神性的英雄与无神性的祖先分离，他使祖先的神性就保持在无神的人间中。祖先神在人间中展现出神性，自然神在自然中展现出神性。或者说，祖先在低平的人间中享有了自然神的超拔，而自然在僵硬的物质中享有了祖先神的亲切。在中国古代，至上神仍然包含祖先和自然两个方面，但是这个至上神没有二元化的倾向，它不是升到形上的神界然后再俯视下方，而是浸润在自然和人间之中。

      祖先崇拜在中国古代宗教中的发达，其原因学者们多有论述。陈荣富认为：“中国在从原始社会进入阶级社会的过程中，没有打破原始氏族社会的血缘关系，这种血缘关系在阶级社会甚至得到进一步的巩固和发展，这种特殊性使中国的祖宗崇拜特别发达。中国宗教的特点一开始就把对天地的崇拜同对祖先的崇拜紧密结合在一起。这使中国宗教人——神之间的距离缩小，祖考配享于神，神意与人意不相违背。卜辞中的‘帝’是研究中国古史的学者公认的至上神，他既是宇宙的主宰，又是殷族的远祖。”（注：陈荣富：《比较宗教学》，世界知识出版社1993年版，第228～229页。）刘广明认为，氏族制度是祖先崇拜的社会基础，在中国古代，主要有两个因素使氏族制度保留下来，并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即艰苦的自然条件和残酷的军事争夺，这两者皆需要氏族组织所特有的集体协同行为。祖先崇拜的强大力量正来源于此，它抑制了自身包含着的向英雄崇拜上升的趋势。“中国古代神话之所以充满现世精神，其根本原因，仍在于祖先崇拜未能成功地转换为英雄崇拜，而是英雄的神性被移植到祖先身上，祖先的神性所发出的耀眼的光辉使英雄黯然失色。当然，这里所说的英雄，是指新型的超越了民族文化圈的更广阔文化背景中的人文英雄。因为，早在原始社会，英雄崇拜和祖先崇拜是合二而一的，氏族英雄就是氏族的祖先，或氏族图腾。随着文明的出现，氏族趋向解体，更大的、超越氏族文化圈的文化大环境形成了，精神上的统一就成为必然的趋势。氏族英雄让位于超越了道德群体的人文英雄，即一种以文化创造之功而高居神界的非祖先化英雄神，其必然的后果之一，便是祖先崇拜和英雄崇拜的分离。英雄的地位上升了，空间扩大了，祖先的神性却被英雄带走了。而且，随着文化圈的扩大，祖先崇拜不仅越加丧失其残余的神味，而且越来越成为文化圈向更大范围扩展的障碍。中国古代祖先崇拜和英雄崇拜的角色转换却遵循了一条与此相悖的途径，英雄崇拜不仅未曾从祖先崇拜中分离出来，相反，英雄的神性却被转换到祖先身上，祖先崇拜不仅得到了强化，而且成为中国社会中的持久的崇拜。”（注：刘广明：《宗教中国》，上海三联书店1993年版，第92页。）